念奴嬌·驛中言別友人

念奴嬌·驛中言別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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睨柱吞嬴”出自《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國丞相藺相如身立秦庭，持璧睨柱，氣吞秦王的那種氣魄回旗走懿，指蜀漢諸葛亮死後。當地百姓見蜀國退兵就告訴司馬懿，司馬懿斷定諸葛亮已經死了，便率兵追殺蜀軍，但魏延擅自據南谷口逆擊楊儀。斷後任務落到姜維手上，姜維令楊儀返旗鳴鼓，做出回擊的樣子，司馬懿以為中計，急忙收軍退回，不敢逼近。

今年是民族英雄文天祥慷慨就義719週年，我赴北京東城文天祥祠憑弔，不禁憶起他的《念奴嬌·驛中言別友人》一詞：水天空闊，恨東風，不借世間英物。蜀鳥吳花殘照裡，忍見荒城頹壁！銅雀春情，金人秋淚，此恨憑誰雪！堂堂劍氣，鬥牛空認奇傑。那信江海餘生，南行萬里，屬扁舟齊發。正為鷗盟留醉眼，細看濤生雲滅。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衝冠發。伴人無寐，秦淮應是孤月。這首詞，由宋亡至元、明、清600餘年，其著作權幾無疑問。但20年前，文壇巨擘郭沫若發難，說它不是文天祥而是鄧剡的作品。其立論根據，是說清雍正三年（1725）文天祥的14世孫家刻本《文山全集》中將此詞題作“驛中言別”而旁注“友人作”，這友人該是鄧剡。此論一出，國內學人頓起紛爭。多數人認為雍正本改動前代文獻的根據不明，“難以徵信”，此詞的歸屬不容更改；而少數人則從郭說，如唐圭璋先生在《唐宋詞選注》中便認定“原詞是鄧剡所寫”，完全剝奪了文天祥的著作權。竊以為，郭、唐二先生的判定難以成立。此詞乃文作而非鄧作。理由如次：

其一，從詞題看，此詞非文天祥莫屬。古人的應酬文字，大都行不逾禮法。與尊長唱和，無論詩詞，題目上都標明對方的身份地位，不敢馬虎，否則便是“非禮”。《全宋詞》所收鄧剡《木蘭花慢·壽週耐軒府尹》，就標明了對方的身份。文天祥是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地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鄧剡作詞贈他，怎能用“驛中言別”這種與平輩或下屬應酬的語言來標題，全忘了“尊卑上下”？！此詞若是他寫的，必然會用“與右丞相信國公驛中言別”（或簡化為“與文丞相驛中言別”）為題。或者有人會說，都已成了階下囚，不那麼講究了。這也是誤解。文天祥在燕京柴市被殺後，鄧剡作詩悼念，仍題為《挽文信公詩》。因此，“驛中言別友人”，恰恰是文天祥寫詞送給鄧剡的口氣。就在《指南後錄·東海集序》中，文天祥便6次用“友人”二字代替鄧剡的名諱。

其二，從風格看，此詞與文天祥的詞風一致，而與鄧剡的詞風則不相同。文天祥晚年的詩詞，都血淚交迸，辭情哀苦，意氣激昂。大學問家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盛讚文天祥的詞“風骨甚高”，遠在同時諸公之上。而鄧剡傳世的12首詞，則無此種風骨。另外，宋亡後，鄧剡向元軍主帥張弘範投降，《元史·張傳》將此事係於至元十六年（1729），也就是將文天祥北押的當年。一個俯首求活的人，是不可能寫出這首英風逼人、感天動地的詞作的。
其三，從語意看，此詞與文天祥的生平相符。下闋“那信江海餘生，南行萬里，屬扁舟齊發”，講的是文天祥自己的往事。宋恭帝德二年（1276）文天祥出使元營被執，北押途中他在鎮江從元軍監視中死裡逃生，至通州（今南通）出海，四條船一齊出發，歷經艱險，才到達廣東再舉抗元義旗。這種夫子自道的語言，與鄧剡無涉。下面“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衝冠發”，所表達的也是文天祥以身許國、寧死不屈的抗戰意志，它更與投降元軍的鄧剡挨不上邊。其四，從載籍看，一代代眾多詞學家都判定此詞為文天祥所作。文天祥生前，已親將此詞編入後來傳世的《指南後錄》中，錄入作品排列有序，備註分明。附帶收入的他人詞作3首（兩首是鄧剡的），都標有“王夫人作”、“中齋”、“中齋作”字樣，以示不掠他人之美。文天祥死後，明嘉靖時《文山先生全集》（乃其故鄉吉安編刻）面世，《念奴嬌·驛中言別友人》赫然在目。此書比雍正本早了150多年，無疑更具有權威性。此外，六百年間，還先後有五種流佈極廣的詞學專著，都明確無誤地判定此詞為文天祥所作。———明嘉靖時詞學家陳霆所撰的《渚山堂詞話》，認定此詞是“文山別友人詞”。———清康熙時朱彝尊編撰《詞綜》，考核極嚴，選詞極精，文天祥詞被選中的，恰恰只有這首標題為《大江東去·驛中言別友人》的代表作。———清乾隆後期張思岩等編撰的《詞林紀事》，儘管雍正本問世已50餘年，但它仍認為此詞為文天祥之作。———清王弈清等編撰的《歷代詞話》（成書亦當在乾隆後期）中說：“文文山驛中與友人言別，賦《百字令》，氣沖牛斗，無一毫委靡之色。” ———清嘉慶十一年（1806）馮金伯編輯成書的《詞苑萃編》，亦再次認定此詞的作者為文天祥。行文至此，我想，文天祥作此詞已七百多年，即使在考據學盛行的“乾嘉之世”，也無學人撰文置疑，今人何以偏要發難？其原因，是“文革”前後作翻案文章成了一種“時尚”。此類文章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倒也無妨。如果證據不足就遽然論斷，那隻能徒增紛擾，冤枉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