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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好一個句子！」2011 年 09 月 30 日
作者： 鍾偉民
名稱： 鍾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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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過《捕鯨之旅》《曉雪》《屬於翅膀和水生根的年代》《蝴蝶不哭泣》《回憶》和《故事》這六種詩集；說是六種，是有點取巧的；其實，《蝴蝶不哭泣》是頭三種的選集；《回憶》是頭四種的合集；《故事》是從舊作抽出短詩，再補入五首新作的短歌集；事隔十年，編這一部總集，書名沿用「故事」；故，就是舊，舊貨一件不留銷了；以後，保證不推陳，只出新。
說「一件不留」，也是取巧的。譬如，長詩《火歌》等雖得過文學獎，到底是我十五六歲時寫的，我埋了，大家就不必鈎沉了。
新版《故事》，除了「補遺」那八首詩，錄的，全是我三十歲前的心血。過去二十年，樓下渠塞，漚出過這離奇的聒噪：「三十歲後仍寫詩的，才算詩人！」有這回事？好，你請便。我去做商人好了。
詩寫得少，詩集出得多，是因為能賣；小地方，累計賣了上萬本，算可以了。我二十一歲出《捕鯨之旅》，一千本賣完，沒錢再印，我沮喪，卻有鼠目人責誇大；原來，暢銷詩集，向來賣兩三百。七十年代末，我連續得過三屆「青年文學獎」，那幾年，詩組的投稿在一千份以上；是千中選一。近年的文學比賽，湊集到幾十篇試筆習作，好像稱「踴躍」了。茶杯裏的這一點浮光，亮不過半星螢火，說了，是自貶；不說一說，在那個年代寫詩的，還真要讓一夥狼狽文人抹煞，隨便翻雜誌，竟也看到出頭當炮灰的文學綜援戶，叼着橡皮，掐着塗改液，提筆上陣。
「所謂時代、詩之盛世，一定是眾聲喧嘩。或曰：『小狗吠，大狗也吠！』……我懷疑詩最興盛，以前也不過如此。」關夢南《近十年新詩資料閱讀札記》首倡「狗吠論」，宣稱：「七十年代是寫詩的好年代，也不如現在；八、九十年代加起來，也不如這十年（2000-2009）詩歌的量與質。」他臚列「盛世」的憑證：「詩集逾一百六十本」「合集十四本」「選集二十二本」「經常發表作品於詩刊……估計逾五百人」「寫得好的也有近百人」。說量多，直如「狗吠」只算「喧嘩」，我同意；但說質，說七十年代寫詩的（包括我）「不如現在」，連「八、九十年代加起來」也「不如這十年」，關先生勤快，刷洗前人腳印，夠賣力的。
過去十年，是中文爛得見骨的十年；入眼，沒一個完整句子；入耳，沒一句像話的人話。要例子？病句如蛆滿地爬，你就算「有聆聽的空間」，我可「沒有枚舉的平台」；一個民族，連自己的語言都摧殘得成了人彘，關先生，你不汗顏，我體諒你臉皮厚，但盛世蟾蜍夜夜開派對，你這個「打燈」的，好意思說：「就是拿這十年的總體成績，與以前相比，看是否寫得更多更好呢？」詩，講「兩句三年得」，講「一句頂一萬句」，講百煉而後垂千秋。你推崇「喧嘩」，請拜牛蛙為師；熱愛「狗吠」，可以對鏡狺狺；講「總體成績」，你以為自己在看閱兵？看黑幫嘯聚毆鬥？
這十年，我敢說，不是詩的小盛唐，是文盲的大食會。「總體成績」多而好，關先生說：「其中一個致盛的原因，我想就是『詩歌教育』。」路人皆見的十年腐壞，他詡為「詩之盛世」！「致盛」原因，原來是「……自1998年『香港藝術發展局』推行的『中學駐校作家計劃』。」而他，「是第一批接受學校邀請的詩人，十多年來教了逾一百間中學。」
一個關先生，十多年，逾一百間中學！
一直以為這長蛆文壇，圈子小，腐水溢不出壇外；借助「文藝綜援」，竟動輒牽連「逾一百間中學」，這圈子就大了。該舉一反三？還是舉一，反三十？香港，究竟有多少這種敢作「盛世之吠」的「駐校作家」？吠得這麼放肆，是覷準身邊，個個是謙謙偽君子？
關先生寫藝發局的「特約書評」，不忘用公帑為一己的蹩腳造鞋：「文字好，有時是優勢，有時是敗筆。不要打磨太過，要讓他保留一些粗糙，那是生活的雜質。」詩歌教育，不教文字，教什麼？教「粗糙」？教「雜質」？文字好，什麼時候是「敗筆」？你的確「保留」了粗糙，敢問一句：「你有沒有『保留』過精緻？」不能精緻，就一味粗糙，那不叫「保留」，叫「唯有」。
潘步釗先生引《左傳》「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說：「『傳遠』，令所有中國人都讀得懂，是一種原因；『藏深』，也是一種，除了讓更多人看得明白，意蘊深遠，也借這種書面和口語間的距離而生成。」文章，刊在一塊「供學生練筆的平台」，關先生作為平台主編，大概忙着堆沙積石，漠視這位潘校長的教訓。文字粗糙，就是「不文」；不文，就不能「行遠」。
文學教育，詩歌教育，名目是好的；但寧濫勿缺，隨便撿一條只能「保留」粗糙和雜質的濫竽去教，那就是：誤盡蒼生！
畫畫，講究留白，但不等於可以在紙上盲渲瞎染；留白之前，得學習工筆細描。寫字，講究氣韻，你可以興酣來一筆狂草；狂草之前，得學習正楷；不然，只是潦草，潦草不用學。雕刻，可以大刀闊斧；但只有粗，沒有細，只能成為樵夫。寫詩，可以「跳躍」，但跳躍之前，得先學站立，先學行走；簡單說，得先學認字，先學造句。
不識造句，卻去作詩；而且，因為作得多而成為詩人；這種詩人，要不是騙子，就是跟騙子學了騙術還不自知的學子。
句子，是花莖，不管長短，都連着根柢；根柢，就是傳統，就是「文」；沒有「文」，行固不遠，活也不長。寫詩，可以試驗文字的韌力和彈性，一個有根柢的造句者，不妨細心屈伸文句，看可以迂迴，可以盤繞，可以纏綿，甚至，可以繃緊到什麼程度；這種試驗，是為了彰顯文句之美，文化之美。
試驗，自然會有成敗。學藝不精，生捋硬拽，把花莖擰壞，拗折，就是失敗了。
目下「盛世」，詩橫遍野；詩人，學而無繩墨，寫而無法度；知反常，卻不知要合道；不築基，不修練，腳下踉蹌，難得一登壇，就留白，就狂草，就跳躍；所謂詩集，一垛垛的斷莖殘葉，老沆一點火，小瀣就來搧風，座主門生圍爐燒敗葉取暖，自己是過癮了，可不管焦煙瘴氣熏瞎人。
「造好一個句子！」是我寫作三十餘年，能歸結出的最真誠，也最深邃的一句話。
造好一個句子，不全是為了作詩，是為了做人。因為：造得好一個句子，你才說得全一句話，才可以用這一句話，去思考。可以選擇，可以運用的詞彙越多，句子才越縝密；句子縝密，思考才會相應縝密。為什麼要有縝密的思考？因為：不慎思，就不能明辨，就不知是非，不分善惡；甚至，顛倒黑白，隱善揚惡。
陳雲先生四出呼籲：「保育中文！」因為破壞中文，等同破壞心智；心智壞了，邪惡，就乘虛來了。
文學，是藝術；藝術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提高人的品味。為什麼要提高品味？因為：欺詐、貪腐、打壓、抹煞等扭纏成的邪惡，是最壞的品味。
詩歌教育，為什麼要存在？我認為，是學習正與誠，是學習對文字的誠敬；說到底，就是「品味教育」。
品味，能抵抗邪惡；就像「造好一個句子」，才能慎思，才能認出邪惡。「認出」然後「抵抗」，就好比「語文」然後「文學」，好比「造句」然後「作詩」，有先後之分，層次之別；當然，你可以通過「作詩」來練習「造句」，但未學好「造句」就成為「詩人」，甚至成為「大詩人」，是荒謬的。就算偶然「寫」出一兩句「好詩」，這種「寫」，其實該稱為「撞」；一個在浮沙上「跳舞」的人，手抓腳蹬慌惶間「撞」出來的「舞姿」是不可靠的；「靠撞」或者教人「靠撞」，也不是教育的目的。
詩人，必須真誠，必須面對和克服自己的荏弱；反之，不斷立論，不斷糾眾吹擂，以遮掩自己的荏弱，甚至腐朽，即入魔道。
造得好一個句子，即「文字好」，是為內容找出最匹配的形式；或者，用最恰當的形式，即「好文字」，彰顯內容。
「文字技巧始終是『小道』而已，想從事寫作，有更多的問題要關注，有更根本的東西需思考。」阿濃老師的「文字小道論」荒誕絕倫，病入膏肓，我早已在《狼八式》一書當眾解剖；夢南老師「文字好……有時是敗筆」的謬見，不必細剮，已醜相畢呈。藝發局濫花公款，專找一夥視「文字好」為「小道」為「敗筆」的充頭貨去教學，不僅失常，還失策。請捫心自問：對學子，公道麼？
句子沒造好，就是蹩腳，為了掩飾一地不正常的腳印，蹩腳大師什麼陰損事都會做；等而下之者，甚至會勾結三腳貓和單足蟾，一瘸一拐踸進黌宇，用「雜質」澆灌出滿門劇毒的桃李。
作詩，是更上層樓，煉好一個句子；「造句」和「煉句」，是不同「檔次」的事；前者，是常人努力能學會的技術；後者，是藝術。藝術，也講努力，但抱歉得補一句：還得講天賦。
造不好句子而去作詩，而去教詩，是對詩最大的摧殘和侮辱。
「十年句之腐壞」，抬成「十年詩之盛世」，明顯地，是要在腐肉上貼金。據關先生統計，十年詩家五百，他是天字第一！這第一，率闔府上下，能繳得出一個佳句麼？見識過皇帝的新衣，不想這十年，滿眼是「皇帝的新詩」！
十年腐壞，我不知道誰是積犯，誰是罪魁；但新詩皇帝，你「教了逾一百間中學」，能脫其咎？最明目張膽，是這一句：「如果你不表示反對，那就先說詩集吧：2000-2009值得一讀的詩集有《關夢南詩集》……」第一本「值得一讀」的詩集，竟然就是他自己的詩集！
「詩，是最精煉的語言。」這種說法，可以抵抗「粗糙」避免「不文」；一個句子造得周全，造得順當，是第一步；這是「語文教育」的事。一個周全順當的句子，再去淬礪，再去鍛鑄，百煉而煥發出灼灼的華采，這一層，卻是「文學教育」的範疇；「詩歌教育」是文學教育的支流，這耀眼的流域，容不得扮皇帝的群醜喧嘩着洗爛腳。
詩，可以隱晦。題旨易惹爭議，不宜袒露；或受制於邪惡，文句不得不扭曲，不得不變形；這種扭曲變形，可稱為「晦澀」稱為「隱晦」。堆砌拼湊，因文字苟合而生的「粗糙」，或者，為掩飾弱智而拉撒出的「含糊」，卻是另一回事。
造句，是組織好自己的思緒；作詩，是提煉這些思緒。詩，不成為語言的精華，思想的結晶，詩，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詩，用黑字經營的留白，不是無法，就像下圍棋，黑子白子，不是無法，是棋力弱者不知有法，是「俗手 」欺世，妄言無法；這十年淪喪，是濫竽不知有法，宣揚無法，是太多無辜者追隨濫竽學習無法，或者學習「淪為濫竽之法」；無法，而且無天的，不是詩，是人。
林曼叔先生《文學歲月》＜李金髮與中國新詩＞一文寫道：「一旦一種不以語言為工具，而以經營語言為目的的『藝術』興起時，使語言失去它的純潔性，可能反被看作『創新』，成為對語言的『豐富』了。」這種「豐富」，真名，就叫摧殘。
「任何種裔民族，其文化精華都貯存在書面語的記載，普及淺暢，精巧萃煉，各有任務。問題在有病和不知有病，是兩種『病的層次』。」潘步釗先生這「各有任務」說得好。「普及淺暢」是「句」；「精巧萃煉」，就貼近「詩」了。學生可以病，可以不知有病；教學的，明知有病，堅持去播病，那才該殺。當然，一隻病耗子再臭，沒同臭搧風，沒君子包容，這「詩世」，是不會這麼「盛」的。過去，我真以為有「仗義執言」這回事，等了十年二十年，沒有「言」；君子和耗子，融融詡詡，原來早竄進廟堂，互相研究了。
關先生要一筆鈎銷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辦「青年文學獎」的有心人，孜孜兀兀，做了好多實事，培育了好多能人；那年頭，沒有「文藝綜援」，沒有拿了綜援去排擠人的「文學救濟金長期受惠者」。我十八歲用一篇＜捕鯨人＞換來朱銘那座「李白行吟」銅雕，才剛脫離搬運工人和出版社雜役的行列，做文員；那年頭，詩人，從不負累社會。
造不好一個句子的作家詩人，只能是售賣「文字粗貨」的小販，或者推銷「文學贋品」的騙棍；所謂的「創新」，只是「創新的假象」；唯一真實的東西，是敘述的含糊，是資料的拼湊。造好一個句子，是學習任何語文的基礎，對詩人，對理應是駕馭文詞的能手，怎會變成了嚴苛的要求？對寫作的專業戶，尤其所謂的「駐校作家」，不管是土產的，夤緣而來分肥的，我只有一句話：如果文字水平，不如一個十六歲的失學搬運小工，駐校，根本就是「蛀校」；你們，只是社會和文化的蛀蟲！
要說「綜援養懶人」，請問年復一年的「文藝綜援」，養出什麼樣的人？
出總集，是要讓人聽聽1978-1990這十三年間，我這一個人微弱的聲音；這聲音，縱然微弱，卻不是屍多氣邪就能阻遏，或者關先生的「史筆」能刮掉的。
出書，是為了溫故，是為了重新開始。「詩人」是什麼？我自己會去詮釋。＜捕鯨之旅＞是我十九歲那年用文字建構的交響詩，漁夫，就是詩人；詩的第一句，正巧就是：「緘口罷！那些在埠頭上碰運氣的狗。」三十年前的想法，在「小狗吠，大狗也吠」的今天，原來更踏實，也更具體。第二句，是：「我將回來。」那年頭，蘭保還沒扛着機槍在《第一滴血》忿然對惡孽說：「I’ll be back！」
《故事》二零零一年六月初版序，「死神，那披着黑斗篷，手持巨鐮的形象，要距離得夠遠，才讓人有幻想；如果你發現他已經站在陽台上，像稻草人一樣為你驅鳥，你就不會想到再為他寫一首詩。」十年過去，不僅驅鳥，竟進來打掃通渠了，一室鐮影晃眼，想法自又不同。這新編的《故事》，詩，按時序排列，寫得越早，置於越前；書厚重多了，是一隻全豹。有幾首舊版沒輯錄的長詩，譬如，＜春天＞＜曉雪＞＜冬夜＞，是頗「晦澀」的；這是當時論者的評語。總集裏的詩，我都不修改，好與壞，都是腳印；這幾首「晦澀詩」，我各添了副題，只算是路標，聊助遊興。遣詞，我看不算僻拗；晦澀，大概是圍繞一個主題，一種想法，用上太紛繁的象徵和隱喻；對讀者，我習慣在詩作裏搭起一道道的橋，讓人能過來看自己耕耘的文字園圃；晦澀，是橋造得太窄太懸了。
這跟「夢南盛世」那一摞摞無橋之詩，為防識者捅破而噴墨設障的有霧之詩，裝神弄鬼，不惜以毒瘴掩人眼，心態上，到底是不同的。
人緣不好，受制於書店，我的書從來難覓；這部《故事》和我的新舊作品，會陸續製成「電子書」，買不到紙印的，可以上網下載。貓閒着，會咬死幾隻耗子，除除害，這是天性；人閒着……就掃掃盲吧，關先生，咱們走着瞧。
保育中文，抵抗邪風，由「造好一個句子」開始！
「無論哪一個國家的詩人，他們都一定經過嚴格的格律訓練。而我們的一些詩人，恐怕連散文都不會寫，就寫起詩來了。把一句分開幾行來寫，就成為詩了。這不是很可笑嗎？我們的詩國就這樣被淪喪了。」這段話，也見於曼叔先生＜李金髮與中國新詩＞。別妄談什麼「文藝復興」了，腐屍復活，一隻隻跳進學校吸精扯髓才是真的；香港，是一個病文亂葬崗，老實點，搬開軟骨爛肉，好好的種幾棵樹吧。
我沒寫過專門供人朗誦的詩，也沒朗誦的癮，只是二十八歲那年日本「富士電視台」來訪問，對着鏡頭和大海讀了一段舊作。月前，看文學雜誌，看到有逐臭洋學者為土產詩人吮趾，食皴知味，竟高唱：「中文，有中文特質，就不能國際！」沒人特質的人，我曉得，是你這一黨魑魅；然而，請問：「沒中文特質的中文，是什麼東西？」鬼話害人，亂葬崗更添陰森。心中有感，想到三隻癩蛤蟆夜會的醜態，朗誦詩，一揮而就；本來是下一部詩集的內容，安插在這裏也算呼應序文。這首詩，宜三人分誦，旁觀者合斥，儼然一齣荒謬劇；遇什麼世界詩歌之夜，國際詩歌之夜，歡迎同道借用；以國語誦讀，效果尤佳，保證為狺狺的「詩之盛世」，另添教人噴飯的噁噁「喧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