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地利方面: 秦得據關中地勢之利, 土地肥饒廣闊, 又有殽函為障, 有四面別山河之固, 閉關自守, 列國不能攻, 開關破敵, 諸侯不能禦, 進可攻, 退可守, 獨擅其,利， 六國對秦莫可奈何。<史記‧范睢傳>云:「大王之國, 四塞以為固, 北有甘泉為界, 南帶涇渭, 右隴蜀, 左關阪, 奮擊百萬, 戰車千乘, 利則出攻, 不利則入守, 此天發之地也。」自併巴蜀之後, 西土之地皆為秦有,秦強而無後顧之憂, 故能集中力量向東方發展。反觀其時各國互相銜接, 無山河之險, 兩者對比之下, 形勢自遜於秦國。
其次， 秦國民雜西戎, 民風強悍, 而關東三晉民風較秦為弱, 心理上對秦人極為畏懼, 最東的齊國其民風又較之晉為怯弱。而就各國的民間經濟情況而言， 秦國最貧弱, 齊民最富庶, 三晉則介乎兩者之間, 故當時的情形是地區位置愈東愈富庶, 愈西愈貧弱, 愈西愈強悍。以富家子弟去擋貧窮勇悍的士卒, 自然無法攻勝, 故秦國士卒雖赤膞上陣, 但勇氣百倍; 東方士卒雖披戰甲執利兵, 一旦遇到秦兵, 內心自生怯意, 不戰而潰。
又秦人僻處西隀, 關東諸國素以戎狄視之, 故極少參加東方諸侯的會盟和征伐, 於列國兵戈擾攘之時, 獨得閉關休養, 培植國力, 又因地廣人稀, 召地狹人稠的三晉人民入秦任耕, 使自己的人民任戰，秦國在以逸制勞之下, 不為諸國所乘。<史記‧秦本紀＞記載:「諸侯力政, 爭相併。秦僻在雍州, 不與中原諸侯會盟,….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 招戰士, 明功賞。」
就內政外交方面而論：秦國數世君主如孝公、昭襄王、始皇帝皆能高遠矚, 發憤圖強, 他們以霸諸侯、一天下為己任, 又能任用賢人, 如秦穆公用百里奚、蹇叔, 孝公用商鞅, 昭王用范,睢始皇用李斯等。此外, 自孝公以後, 任用法家, 紀律嚴明, 賞罰分明; 又推行良好制度如廢井田, 開阡陌, 置郡縣, 設令丞等， 有助於國家富強, 與當時六國君主之貪圖苟安截然不同, 其成功自非倖致。
秦自立國以來, 僻處中國西北部, 不論在經濟、文化各方面均落後, 其時東方國家文化、政治、經濟已相當發達, 相對之下, 秦國是一個未上軌道的國家。孝公用商君之議, 實行變法, 廢井田, 開阡陌, 加速農業發展, 土地財富, 漸集中央, 奠定富強基礎。又開發山林, 物產由是富厚, 更厲行法治, 國法由是一新。秦勢力增強成為當時第一強國。
秦之所以霸天下, 自商鞅變法以來, 把過去一切貴族領主制度廢棄, 而易以人才政治, 故人才為所用。 反觀六國之中, 其政制多以貴族或宗室利益為主, 他們更有操縱國君之權力, 如每立新君時, 均有公子爭位之內戰, 又如齊國家族以田氏為主, 歷代國君將相多出田姓, 否則無問津機會, 如楚國家族之屈、昭、景三姓, 歷代君主將相皆多出此, 而此等宗族貴顯多以本身利益為先, 國家利益則次之。反觀秦國自變法以來, 一反貴族專政制度, 而易之以人才政治, 於是六國之中, 有才幹而無出路者, 多投效秦國。其他優良制度, 如編造戶籍, 普設郡縣, 廢井田, 開阡陌, 統一度量衡等別國所未有, 這些制度都助於秦國的富強。
誠如錢穆所言：秦之富強得東方遊士之力為多，此言非虛。秦孝公以後, 數代君主及臣屬多傑出之士, 而且更廣求外地人才, 不問國籍地位, 凡有富國強兵之術或其他突出表現者, 均見重用, 故一時國之人才入秦者, 大不乏人。秦穆公時, 先後重用百里奚、蹇叔等, 使秦國接受了東方各的先進文化, 推動了國家的進步, 由一個落後的小國成為春五霸之一。孝公又任用商鞅, 改革了秦人落後的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 使秦國經濟得到充份發展, 成為當時先進國家。惠文王之用張儀, 昭襄王之用范睢, 始皇帝之用李斯, 他們都非秦人, 卻能得位列相卿, 權力遠超秦國諸公子, 人才較六國為盛, 故一時諸侯莫能拒抗。
秦統一中國, 部份原因是由於國策運用巧妙與適當所致。秦國初用商鞅變法, 奠定富強基礎, 其後用張儀「連橫」之說, 粉碎六國聯合陣線, 繼用范「遠交近攻」之計, 削弱韓、魏國力, 最後採用李斯之謀, 離間六國君臣大將, 分化反抗力量, 使其互相猜忌, 是六國輕易地次第被吞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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