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 梁文道

《讀者》序言：正常讀者的目錄



陳智德



　　梁文道在本書起首第一篇《你讀過〈紅樓夢〉嗎？──〈如何談論你還沒讀過的書〉》的題目涉及了兩本書，前者僅在文章第三行提及一次，後者更明言根本未讀過，但梁文道仍在文中對該書評述了一番。該文真正談論的是“書皮學”，一種不用仔細閱讀卻能掌握書本內容，以至侃侃而談的學問或技倆。說是“技倆”，因它容易淪爲作僞欺騙、以僞知識裝點門面的手段；說是“學問”，因它在浩瀚書海尤其資訊爆炸的時代裏，又的確是一種整理個人閱讀系統的方法。是學問或技倆、手段或方法，端視乎讀者的心性、目的和理念。



　　《如何談論你還沒讀過的書》（Comment parler des livres que l‘on n’a pas lus？，台譯本《不用讀完一本書》，2009年3月出版）是法國學者皮爾?巴雅（Pierre Bayard，或譯皮耶?巴亞德）所著，出版後廣受青睞而成爲暢銷書，梁文道寫作該文時，英譯本才剛面世不久，他還未取得該書，但憑藉其知識系統和“書皮學”的掌握，仍可概述該書，而且頗爲切中要領。該書以梵樂希、艾可、巴爾扎克等人的著述爲例子談論書皮學的現象和歷史，它不單是一種充撐門面的社交技倆，在作家筆下，書皮學也是一種文學批評的角度，以至小說表意的媒介。該書的書名很容易讓人以爲它是一種提供諸如速讀等閱讀技巧的方法書，但正如梁文道以本身的書皮學修爲所指出，該書不是教人不讀書而能作僞的指南，而是談論一種文化現象，以至閱讀的可能性。作者以集體圖書館、內在圖書館和虛擬圖書館三者作爲閱讀者觸類旁通的門徑，更寫出了一種閱讀的抽象觀念；當然，該書也多少傳授一點小聰明，教人理直氣壯地談論自己還沒讀過的書！這也許是它成爲暢銷書的原因。



　　然則，在我輩看來，書皮學根本毋庸學習，也毋須方法，所有累積一定閱讀量和修爲、對書本敏感以至建立了個人觀念圖書館的讀者而言，都會自然獲得觸類旁通的本領，毋須通讀甚至讀過一書，而能略知一書的知識源流；事實上書皮學的要領亦無外乎目錄學的範疇。梁文道的讀書評書修爲，絕非讀一本諸如《不用讀完一本書》這等之書可臻，尤其視作快捷方式方法者。梁文道評書的特點之一在於其博而雜，他的首本書話集《弱水三千》，以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羅列所評之書，共分十五類，實際上是爲個人博雜的知識涉獵建立體系，將其安放於觀念上而不真正存在的、抽象的圖書館中，成就了我輩心中的“書癡目錄學”。



　　作爲梁文道書話之二，《讀者》一書因應書評的物件，有更多普及知識的意向，造就真正堅立的“讀者”。在本書原序中，梁文道以“正常讀者”自許，書中卻有一條目爲“不正常讀者”，談及鄭振鐸、陳子善、許定銘、陸灝等藏書家、讀書人。正常與不正常看似對立，在本書中卻不然，梁文道認同也心慕那“不正常”的藏書理念，而他本人自許爲“正常讀者”，正如他在原序所說：“我開始能夠體會浮士德的悲劇，也開始明白知識、禁果與傲慢的關連了，你愈是以爲自己謙卑低下，就愈容易犯上驕傲的罪，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導致的我慢。”是一種對異化的儆醒，願意把知識的面向放回人間，這理念與他另一本著作《常識》以“常識”抗衡空洞玄說的想法實一以貫之。



　　與前著《弱水三千》相比，本書同樣建構了一座虛擬的圖書館，但有更多人間氣息，他孜孜論書的物件不是作者，而是在知識流動的長河中，與作者位置同等的讀者。我相信，這種貼近人間、普及知識的閱讀態度，並非一蹴而至，而是梁文道多年來藏書讀書以至從事媒體工作的體認。



　　在我眼中，梁文道可是個不折不扣的“不正常讀者”，在中學時代，我們都不滿足於課業範圍內的“常識”，因而自行到書店和圖書館尋找真正值得探求的事物，開列屬於自己的書單。他的書單以文化理論和哲學爲主，也涉獵不少文學。那時內地知識界正值“文化熱”時代，香港的書店可找到不少內地出版的文化理論著作和翻譯，如“走向未來叢書”，梁文道就是最早向我推介這套書的同學，他又介紹我讀傅柯、談論女性主義、批判電視臺的選美活動，此外他也熱衷於前衛劇場，有一次捎來一叠稿紙，是他新近寫成的劇本……我也不甘落後，向他介紹楊牧最新出版的詩集和我自己寫的詩，我們就這樣在課餘交換閱讀情報，那時，我們還未知悉，這樣的閱讀會怎樣染織我們的人生，留下班駁的紋理、脫落的毛線。



　　那時我已知道他在《信報》的“戲間形采”專欄不定期發表劇評，在《電影雙周刊》的附刊“閱讀都市”與湯禎兆展開筆戰。九十年代初至中，梁文道在《越界》發表更多藝評、雜文與人物採訪，我也一篇一篇的跟著讀了，後來，他先後參與創辦《打開》、牛棚書院、《E+E》、《讀好書》和《讀書好》；我自己也和別的朋友先後辦了《呼吸》和《詩潮》兩份刊物。除了《讀書好》之外，我們都耳聞目睹以上的刊物和朋友如何凝聚然後消散，一個一個與之相關的文化議題如何熱烈討論又一再由於經驗斷裂而在不同場合從零開始重復展開，這軌迹彷佛也是香港無數前代文化人的軌迹，所不同的，是梁文道在精致、前衛與普及、通俗之間，願意以更柔軔的心力接近於尋常巷陌人間，相信這也是他創辦牛棚書院的民間辦學理念及其一直沿用“牛棚書院院長”名號之所由。

逝者如斯，大斷裂當中，閱讀似乎成了少數得以延續的精神活動。閱讀本書的關鍵，與《弱水三千》一樣，在於梁文道對知識的分類。如果讀者家中也擁有爲數不少的藏書，就會明白分類的重要性，甚且，有時分類的意義還不僅在於便於搜尋，而更在於分類者爲知識所賦予的觀念。藏書家阿爾維托?曼古埃爾（Alberto Manguel）在《深夜裏的圖書館》（The Library at Night）一書中，描述了各種私人藏書和公共圖書館的圖書分類以及當中的趣聞，其中私人藏書往往有許多異想天開的分類法，有一位作家以各種顔色紙包裝書籍封面並作分類，如小說用藍色，西班牙文用紅色等，使其書房一眼看過去有如幾度彩虹。曼古埃爾還記述他的書癡友好們各種古怪的圖書分類法，如把蘭波的詩集《醉舟》列於“航海”之列，把利瓦伊．史陀的《神話學：生食與熟食》列作“烹飪”一類！



　　書癡們的古怪分類不是一種望文（書名）生義，而是出於玩笑和重新安放知識之雅意。古怪的分類其實不止於私人藏書，曼古埃爾留意到公共圖書館的分類也有離奇的類別，如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目錄裏，主題標題中還包括有“香蕉研究”、“蝙蝠皮裝幀書籍”、“藝術品中的靴子與鞋子”等類別，這是圖書館編目員的創造性傑作，曼古埃爾認爲，“簡直就像是對這些編目員而言，書籍內容還不及它們所歸類主題的獨特性來得重要”。



　　其實，對書籍分類的觀念意義知之最切、用功最深者，莫如中國古代的目錄學家，從《七略》以六經即儒學爲中心，演變至“經史子集”四部的分類，古代目錄學除了反映社會思潮流變，也標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意義。梁啓超一八九六年在《時務報》發表《西學書目表》，把其時所見之譯著分爲西學、西政、雜類三項，西學類又分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西政類包括史志、官制、學制、法律、農政、礦政等，約相當於清末維新派新政的內容；《西學書目表》作爲一份書目，既有配合新政的經世意圖，亦抱持以西方科技結合人文社會科學爲改革中國的理念。



　　梁文道首本書話集《弱水三千》依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的綱目，爲個人涉獵建立體系，評說的物件是書；本書以“準備做一個讀者”、“不正常讀者”、“政治花邊”、“經典常談”和“學點文藝腔”、“常識補充”和“都世界盃了，你還讀書？”共七項作類別，評說的物件是讀者，在梁文道看來，政治、經典與文藝、常識固然同等重要，但更要緊的是作爲一個“讀者”的自覺。與一般消費性或功能性閱讀不同的是，本書所要造就的“讀者”指向抗衡宰製和蒙蔽的自主，姑不論談論自主書商的《壯哉萬聖》、關注內地女工的《打工妹的聲音》、堅守言論自由的《十博士大戰于丹》等文，在最後一輯與足球相關的書評中，梁文道舉引多種書籍，由足球談到反全球化，也談論納粹德軍佔領烏克蘭時期，球員因堅守尊嚴和自主而被處死，《世界不是只踢一種球》、《心物不二說足球》等文談論足球運動真正的趣味及其勇猛的精神理念，批判商業行爲帶來的異化；該輯文章由足球讀出自主、抗衡和批判，它絕不由犬儒和玄說而來，實基於堅實的閱讀系統，這樣的“”讀者」才得以強立於流變和斷裂中。



　　由此理念，《讀者》一書不妨視作我心目中的“現代目錄學”之一種。在古代的目錄學相關著述當中，有一種稱作“藏書紀事詩”，記錄藏書家遺聞軼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談及清代藏書家馮舒馮班兄弟，馮班“爲人儻蕩悠忽，動不諧俗。胸有所得，輒曼聲長吟行市井間，裏中指目爲癡，先生怡然安之，遂自署曰‘二癡’”馮氏藏書以異本聞名，最著者爲《文心雕龍》隱秀篇手鈔本，惜後世子孫不甚愛惜，“即宋元精版，盡化爲蝴蝶飛去”，葉昌熾題詩雲：“滄海橫流自閉門，莫城西畔有孤村。篋中隱秀何須秘，化作春風蛺蝶魂。”夫文體代降，詩形代遷，茲謹以新撰“藏書紀事新詩”一則，演化梁文道《讀者》一書之理念：



　　閱讀人間（梁文道《讀者》）



　　陳滅



　　葉片掉落如書頁飛翻



　　我們的作者步過裂縫



　　步過枯草織就的人間



　　灰燼與硝煙化作霓虹



　　你把它熄滅又輕翻書頁



　　換取另一房間的光容



　　一切流逝都由閱讀而複現



　　我們的讀者不就是我們



　　窗格下疾書浮出的話圈



　　悠悠飄過都市，未破滅前又聽見



　　橫巷間的暗語是犬吠還是哭聲？



　　列車劃過，刪去車站前流浪藝人的歌聲



　　只有讀者爲都市編就的書頁與尺牘



　　一所抽象的圖書館與一串話圈，編了目錄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日誌

《讀者》?自序：正常讀者

英國評論雜誌《Prospect》在2008年初的時候做過一個特輯，找來一批人評選去年最被高估和最被低估的事物，其中當然包括了書。一位元記者選了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o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世俗年代》（A Secular Age），他認爲一般媒體都忽視了這本書的價值。查爾斯o泰勒是最重要的在世哲學家之一，而這部厚達九百頁的煌煌巨著則被譽爲他一生中的最高成就。或許大衆媒體忽視了它，但學術圈可沒走漏眼，此書一出，不只得到許多專業期刊的評論讚揚，還拿下了一座人文學界的大獎。



　　有意思的地方不是爲什麽主流媒體忽視了這本分量奇重的大書，而是那位元記者，一個本身就是替《金融時報》、《衛報》和《Time Out》等主流媒體供稿的傳媒人，爲什麽會看上這麽難啃的學術專著？



　　《經濟學人》、《新聞周刊》和《時代》雜誌在香港擁有不少訂戶，它們的長期讀者應該知道這些英語主流刊物的記者和作者皆非泛泛之輩，平日一篇報道固然看得出功底，偶而出一本專題書也是文字可讀，內容扎實，明顯下過一番工夫。難怪市面上許多暢銷的“非虛構”（non-fiction）書籍都是記者手筆。無論是談全球暖化，還是印度的崛起，它們都跟得上學界的最新成果，同時還照顧到了一般讀者的程度。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麽想，但在看過這麽多的示範之後，我起碼學懂了一件事：原來這就是正常的水平，原來國際水平的傳媒人是這樣子的。



　　最近兩年常在大陸活動，其中一件最叫我尷尬的事就是老有人稱我爲“學者”。所以當我看到有人在博客上留言給我，說“你算哪門子學者，你只不過是個‘僞學者’，是個傳媒人罷了”，我就大大松了一口氣。對極了，我連碩士都沒讀完，又怎能僭用“學者”之名？我只不過是個傳媒人，在報刊發稿，在電視臺做節目，如此而已。



　　和那位喜歡查爾斯o泰勒的記者一樣，我也會花時間和精力去研讀學術論著；但我絕對寫不出那種書，甚至也不夠格去爲它們寫一篇專業的書評，因爲我是一個傳媒人。做一個以評論爲主業的傳媒人，在大衆媒體上發表意見，應該要知道自己在說什麽，瞭解自己正在談的話題。不用太深入，但至少要讀過一些有關的書以及學術研究；假如連我們都不看這些東西，那麽學者們的苦心又有何意義呢？我不專業，不能在所有課題上投下長年的心血；我只能泛泛而讀，什麽東西都得摸一摸。然而，這是個基本責任，如果我根本沒讀過任何討論民主化問題的材料和書籍，我又怎麽能去評論香港的民主進程？讀者又憑什麽要看我的文章？



　　讀書首先是我的嗜好，然後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讓我知道一點社會的脈動，瞭解身邊的人和事，使我在面對鏡頭和稿紙的時候覺得比較踏實。既然是工作，自當全力以赴，所以我每天都花不少時間看書看雜誌。這麽多年下來，竟然被一些朋友誤會爲“讀書專家”，別人找我去辦講座談心得也就罷了，自己竟然也當仁不讓地弄起了讀書節目與讀書雜誌，好像還真是回事。可是我 打從心底知道，我只不過想努力做好一個達到正常水平的讀者罷了。



　　或許根本沒有所謂的“正常水平”，可我自己有把簡單的尺子，那就是看不看得懂人家在講什麽。二十多年前看臺灣的《當代》雜誌，裏頭有一半的東西是我不知道的。那種感覺很難受，爲什麽那些人老是說什麽“衆所周知，解構主義的初次登場正好是 在結構主義的高潮時期”，“有名的韋伯論題到底能不能適用于東亞的情況呢？”……似乎除了我之外，每個人都曉得解構主義與韋伯論題是什麽。類似的智性屈辱，我後來還一再地在其他報刊上 領會得到。除了我，每個《信報》的讀者好像都能理解高斯怎樣分 析公司的出現；除了我，每個《百姓》的讀者都對遵義會議了如指 掌；除了我，每個《讀書》的讀者都曉得陳垣的史學成就；除了我，每個《紐約書評》的讀者都爛熟《在路上》的一字一句；除了我，每個《電影雙周刊》的讀者都看遍了高達的電影；除了我，每個《時代》雜誌的讀者都能理解上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危機的來龍去脈；除了我，每個《新科學人》的讀者都懂什麽叫做統一場；除了我，每個《南方周末》的讀者都對中國的戶籍制度了然於胸……



　　據說這都是些很有影響力的刊物，也都不算是特別艱深的專業期刊，那麽我爲什麽會不知道那些好像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呢？最令我介懷的，不是那些文章那些報道的主題有多深奧（恰恰相反，它們一般都寫得很淺顯），而是它們的作者總是很輕鬆地東引一句話西摘一個名字，然後也不多加說明，仿佛這是圈裏人全都明白的常識。我努力閱讀，原動力就是想獲得這份常識而已。假如連這點常識都沒有，我怎麽能站在媒體的平臺上和人家平起平坐呢？



　　後來有人告訴我，隔行如隔山，說不定一個《讀書》的作者連一份《新科學人》都看不下去，你又何必苦苦追求那種幻覺般的常識呢？可是我又不服氣了，《新科學人》明明是科學界的流行讀物，怎麽能輕易容許自己看不懂呢？再說，《讀書》作者群不乏資 深的老學者，他們自己可以說自己“隔行如隔山”，不必知道物理學的新一進展；但我們幹媒體的本來就要什麽領域都淺嘗一番，這種話是不該隨便講的。



　　也有人說，《衛報》和《紐約時報》裏有國際級的大評論家，勸我不要癡心妄想能夠企及他們的成就；而何況這裏是香港，不需要那種程度。坦白講，我從來沒敢奢望什麽“國際級”的成就，大師級的評論家如雷蒙o阿隆（Raymond Aron）和蘇珊o桑塔格（Susan Sontag），靠的都不只是學歷，還有我所不及的非凡洞見與才氣。不過，我依然以爲，那最根本的基礎學問還是要有的。我們這種平凡的評論人和他們的分別就像庸廚與食神的差異，高下 全在他處，大家用的材料卻是差不多的。



　　於是我就這樣子透過每日翻閱的報刊來激勵自己，試圖令自己不要在隊伍中落後得太遠。說這番話，絲毫沒有要刻意顯得很有志氣的樣子，更絕對不是炫學。我是很真心地想要成爲一個正常的讀者，再準確點說，是想做個正常的媒體人、正常的評論人。我不一定寫得出好東西，做得出好節目，但起碼我算是盡到了責任。



　　經過這許多年，我現在算不算是一個正常的讀者呢？這麽講吧，我開始能夠體會浮士德的悲劇，也開始明白知識、禁果與傲慢的關聯了，你愈是以爲自己謙卑低下，就愈容易犯上驕傲的罪，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導致的我慢。



　　於是你現在看到的這本集子，全是我的副業，一種心態稍遲漸緩之下的産物。但我不敢說我已經遠離了那股推動過我的誘惑，也不願全然放棄正常讀者的幻像。



　　上一本書話集《弱水三千》出版之後，有些年輕朋友期盼我能出一部更像“書”的書，正如香港董啓章當年對我說過的一樣：“你應該寫一本專著。”嘿！你又忘了嗎？我不是學者，我只是一個正常的讀者。

你讀過《紅樓夢》嗎？——《如何談論你還沒讀過的書》

一



　　如果篇幅不是那麽有限，我實在很想在自己辦的讀書雜誌裏開個專欄，廣邀各方名家輪流談一本他們從來沒有讀過的經典，比如說讓一位教文學的大教授承認他其實從未看過《紅樓夢》；請一個自認是“看不見的手”底下玩偶的經濟學家坦白交代，他根本沒有讀過亞當?斯密的隻言片語。這個靈感來自“英國錢鍾書”大衛?洛奇（David Lodge）的某本小說（我只能說“某本”，因爲我從未看過任何一本他的小說）。他在書裏設計了一個遊戲，叫做“羞辱”，玩法是讓一群知識份子在飯桌上趁著酒意輪流懺悔，說出自己沒有讀過的經典，誰說出來的名字愈經典誰就愈無恥，誰愈是無恥誰就贏了。聽說那場遊戲的最後冠軍是個承認自己沒 看過《哈姆雷特》的英國文學教授。我又聽說美國學術圈子裏真 有很多人在玩這個遊戲，聽說。



　　去年橫掃法國知識界的暢銷書《如何談論你還沒讀過的書》，終於在萬衆期待的盛況下譯成英文了。直到執筆這一刻，我還沒收到這本書，但是我絕對可以向各位讀者保證，我一定會把它由頭讀到尾的。什麽書都可以不看，這本書不行；因爲只要讀了它，以後別的書就大可束之高閣，我就能夠專心一意地寫書話騙稿費了。然而，這真是一本實用的指南嗎？雖然它的名字取得就像個指南，雖然這就是它大受歡迎廣獲好評的原因；但沒有真正看過它，你能確定它是本怎樣的書嗎？



　　成長就是一個不斷發現自己被欺騙的殘酷醒覺歷程。想當年，我也有過純情的日子，曾經十分羡慕法國人民的文化素質高，不只電影曉得安排主角去法蘭西學院聽李維史陀講課，就連福柯最深奧難懂的《詞與物》也成了地鐵裏人手一冊的暢銷書。直到上了大學，有學長傳授“書皮學”（book cover
studies），我才恍然大悟，法國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在知識上僞裝在文化上炫耀的一幫傢夥。



　　學長說：“你知道他們爲什麽要在地鐵裏看《詞與物》嗎？當然不是因爲它好看得像偵探小說一樣，叫人愛不釋卷。重點在於要讓別人看見自己正在讀福柯的新書，正如穿衣服必須穿名牌，讀書也得讀名著。只不過呢，穿名牌衣服要低調，牌子不可輕易外露；讀名著則要高揚，封面一定得讓人見得到。”或問：“既然如此，又爲什麽一定要拿本福柯的新著，何不乾脆捧讀福樓拜或者黑格爾”？學長又說：“笨蛋！潮流呀！都什麽年頭了，還看黑格爾，一來那些知識美少女會嫌你老套，二來那些沒知識的美少女則根本不知道誰是黑格爾。至於福樓拜，人家可是法國的曹雪芹，你在地鐵讀《紅樓夢》豈不表明你以前的教育不完整，多沒文化呀！”



　　我又接著問：“我見過一些英國人會用特製的皮套套住封面，不讓別人知道自己正在看什麽，這是不是因爲英國人比較踏實低調？”學長嘿嘿一聲冷笑：“低調？那是因爲他們不想讓別人發現自己正在看一本很低格調的書。你以爲那些小羊皮套裏藏的是什麽？說不定是本三流通俗愛情小說，更說不定是個超淫賤黃書呢。難得他們看得血脈賁張，還要裝出一臉嚴肅紳士狀。所以說，英國人比法國人更無恥。”

二



　　“以貌取人”，英文的說法叫做“憑封面判斷一本書”，無論中西，都不是值得鼓勵的行爲。但是人非聖賢，有誰不好美貌呢？再說，要是不從封面判斷書的好壞，不憑封面去吸引客人在書海之中拿起一本書，封面又有何用處？在古登堡印刷術發明之後很長一段的日子裏，洋書是沒有封面的，甚至不裝訂，就是一堆紙零零散散地送到書店去。那時候書還不多，顧客上門都早有目標，知道有什麽新出版，也知道自己要什麽。客人們挑好了書，再選封面材料，或者牛皮，或者羊皮，連上頭印的字款也隨自己喜好，叫書店師傅替你完成裝書的最後手續，結果就是你的私家藏書了。那是買書不靠封面的年代，如今每日推出市面的新書數以萬計，還有哪家書店能夠擔起這種手工作坊的細活？還有誰能不“憑封面判斷一本書”呢？書皮最出人意料的副作用，就是催生了“書皮學”。以貌取書只不過是這門學問的幼稚園階段，它真正的內涵是讓人單靠書皮就“讀懂”了一本書。“書皮學”本是大學時代我們拿來嘲笑人的話。一個傢夥平日看起來是個博覽群書的鴻儒，談什麽書他都能侃上兩句，似乎無所不觀。但一再追問，卻又顧左右而言他，從一本書扯到另一本書，表面上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實則絕不深入，永遠在表像上徘徊。遇上這種人，我們就稱讚他“精通書皮學”。



　　“書皮學”所以可能，《蒂封庭》是因爲現代出版業提供了充分的條件，總是想盡辦法讓讀者不用真個看書。例如封面，一定會用最簡明扼要的文字介紹，一定會有誇張的名人推介 以及書評精句，至於作者介紹更是絕不可少（假如附上作者玉照，你還能對這本書産生最直觀的實感）。若是學術書籍，那麽書皮學的依據就更豐富了，比如索引和參考書目，內行人只消翻它一翻，便能知道作者的功力和感受這本書的虛實。一部自稱卓有創見的《文心雕龍》注釋竟然只列了十來項參考書，連人家說過的東西都看得不多，你說它能多有創見呢？一本陶淵明論要是附有日文書目，這就說明作者對日本漢學的研究成果不至於一無所知了。懂得這種種竅門，懂得從封底的有限訊息由小觀大見微知著，“書皮學”的門徑就算是開了。今天治“書皮學”又比我們當年幸福得多，全拜互聯網的誕生。就拿“亞馬遜”來說吧，上頭起碼有一半的書可以讓人飽覽封面封底。看完這最表層的 “書皮”，你還可以翻看目錄，要是在目錄遇上有趣的關鍵字，你 更能鍵入那個詞，搜索有它出現的頁數，速讀幾頁。原來是吸引人買書的技術，落在“書皮學”行家手中，就成了“讀通”一本書的利器了。



　　再說那本《如何談論你還沒讀過的書》，據知作者皮爾?巴雅（Pierre
Bayard）是個有功底的教授，寫作的態度很認真，而且這本書也不是真正的指南，其實它的真正目的是考察“不讀書但又要談書”的現象和歷史。巴雅發現文化史上有一大串搞過書皮學的傢夥，其中更不乏歌德這等級數的名人。問題是爲什麽他們要去談一些他們根本沒看過的書，甚至批評它們呢？這是不是種文化圈的社交技巧呢？還有許多作家學者喜歡公開表示自己從未讀 過某本書，同時還保證以後也絕對不會碰它，然而又能洋洋灑灑 數千言地陳述自己不看它的理由。這是種最理直氣壯最坦白的“書皮學”，據說巴雅也有他的分析。這本《如何談論你還沒讀過的書》我連見都沒見過，又怎麽知道它的內容梗概呢？這就叫做“書皮學”了，你上網查查就懂了。

書要讀得好的日子

有時候在街上和讀者聊天，或者看他們寄來的電郵，我發現他們很關心書要怎麽讀才可以讀得更快更多。可是叫他們失望了，我並沒有秘訣。如果真有這種秘訣的話，我也想知道。



　　其實何必曰快？又何必求多呢？在我看來，讀書最重要的是讀得好。所謂“讀得好”，我指的是起碼要讀通一本書，沒把裏頭的基本事實搞錯。目標看來定得極低，但是在這個時代，我發現這已是很難達到的成就了。



　　且先別說讀書，光是看報，原來也能産生很大的閱讀障礙。舉個切身經驗爲例，話說近日我寫了一篇文章，藉著梁家傑參選香港特首的政綱受到傳媒漠視，批評香港人不言理想光求務實的平庸心態，矛頭指向的當然是自許務實的曾特首。爲了說明大家厭談理想的心態是怎麽一回事，拙作特別引介了現代大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和波帕（Karl Popper）的相關說法。後來身爲波帕徒孫的香港議員吳靄儀大姐爲文回應，申明再務實也不能不顧理想的指引作用。這一來回實在是友好的觀點交流，我以爲頗有互相發明之妙。



　　可是後來我看到一些評論，居然以爲這是場“筆戰”，而且還誤讀拙作，覺得我是在幫曾蔭權教訓梁候選人不要好高騖遠！同一篇文字，果然是不同的人能看出截然不同的意思。如果說是我自己的文字不利落，有表意官能的缺陷，我也認了。



　　但另一封讀者來信，就真叫我摸不著頭腦了。這位讀者勸告我身爲文化人，怎能在某大報公然撰文批評司法獨立的原則，說“法官失控”會爲害社會，這豈不是教壞下一代云云。老實講，這種論調出現在該報專欄絕不叫人奇怪；只是老天在上呀，我不只根本沒寫過這等偉論，更從來沒有福分得享在該報發表文章的榮光！莫非世上真有“兩生花”，還有另一個梁文道也在香港報刊上販文維生？



　　不過我明白，這都怨不得人，這是社會的錯時代的不對。二十一世紀的閱讀合該如此。研究印刷史和書籍史的學者們有個共識，認爲古登堡（Gutenberg）印刷術的發明，是人類兩種閱讀取向的分水嶺。在印刷術普及之前，讀者追求的是“精讀”（intensive reading），猶如古人注經，務求一字一句都要看出個道理，往往一本書能耗上一輩子的生命。原因簡單，那時流通的書數量極少，一個羅馬時代的學者要是能在一生之中讀過三百本書，就是驚人的鴻學碩儒了。等到印刷術出現，書籍的複製方便了，短短百年之間無論種類還是數量 都有幾何級數的增長。這時的學者如果只看過三百本書還敢對 人誇稱自己博學，肯定遭人恥笑。所以印刷術的年代是個“泛讀”（extensive
reading）爲王的時代，讀書首要是求多求廣，速度自然也得跟得上。



　　終於到了我們這個“後古登堡”的年頭，媒體多樣，資訊爆炸。大家連停留在一個網頁一分鐘的耐性都沒有，錯把另一個人當成你小子，又有什麽可怪？問題在我，老是懷舊，總覺得最愉快的讀書時光還是上大學的時候，跟著老師讀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與時間》，一學期結束了竟然還沒翻到第八十頁。



當閱讀成爲一種運動



每當我被問起最理想的閱讀應該是什麽狀態，我就用史蒂芬?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拍的《機場客運站》（The Terminal）做例子。在這部通俗討喜的電影裏面，大美人凱瑟琳?澤塔瓊斯（Catherine
Zeta-Jones）是個漂亮的空姐，觀衆眼中的欲望物件，男主角湯姆?漢克斯（Tom Hanks）的豔遇伴侶。有一場戲，兩人在機場裏的書店碰上了，男的問：“咦，你買了本什麽書？這麽厚。”女的答：“噢--一本拿破侖的傳記。我最喜歡看和他有關的東西了。而且這本書厚成這個樣子，可以夠我看上幾天，也才不過六元九毛九，多划算！”請注意這是位有專門興趣的讀者，她不是找一本人人叫好的暢銷書，也不是漫無目的地瞎挑，而是情有獨鍾地追隨拿破侖的足迹。其次，她買書的態度很輕鬆，主要是兩個字，“抵睇”。厚厚的一本書才賣七美元，就能打發她好一段無聊的日子了。最後，她沒有故作嚴肅地先清一清喉嚨，再隆重介紹：“嗯，這是本拿破侖傳，我研究拿破侖。”而且湯姆?漢克斯也不驚訝，只是淡淡地討論兩句就算。




　　看見這個場面的當時，我就想象要是換了一位香港賣座導演來拍，會怎麽處理它呢？他會不會來一個大特寫鏡頭，讓那本拿破侖傳的封面佔據了整個畫面？再轉向湯姆?漢克斯，拍他訝異到合不上嘴的表情？又會不會有什麽特別的音效處理，顯得我們這位空姐格外出俗脫衆呢？我這麽想，絲毫沒有輕視本地電影人的意思，純粹只是從香港的風俗習慣來推測罷了。



　　我們的習慣是什麽？那就是把書看得格外崇高而神聖，認爲讀書是一種很離世很出塵的行爲。因此爲了讓它回到人間，讓它有點煙火味，我們得不時出動大家都認得的名人推介好書；甚至集合一大批小孩集體朗誦（最好能有破世界紀錄的人數），好叫電視臺看看我們都正在讀書呢。勸人讀書，介紹好書，我們一概統稱爲“推動”閱讀風氣，仿佛不推，它就動不起來了。簡單地說，我們香港人把讀書搞成了一種運動。



　　然而，我總以爲這樣的運動不只“推動”不了閱讀風氣，還會把它推下海淹死。所以在過去這麽多年以來，不論是在電子傳媒做節目，還是寫書話專欄，我都很清醒地告訴自己，不要推動什麽，更不要煞有介事，只要儘量好好地配合時勢，講點故事，有意無意地提醒一下：“瞧，說到世界盃，這本書有一段故事……”，或者“民主當然重要，某某人的某本書曾經說過……”這樣就好。因此你正在看的這本書雖然看似一本書話，原來卻都是借題發揮。



　　但願有一天，看我們的娛樂八卦雜誌做明星專訪，能像《Peo-ple》那一類外文刊物，不只列出受訪者的三圍、星座，以及最喜歡的食物和音樂等等，還加上一條“最近正在看的書”。這表示名人不再負擔推動讀書的任務了，因爲每個人平時就有閱讀的習慣；而書之於人，就和食物音樂一樣，必要但是日常，不足爲奇也不足稱道。情形就像凱瑟琳?澤塔瓊斯買了一本拿破侖傳，於是湯姆?漢克斯很自然地與她聊起拿破侖與約瑟芬的往事；是戲劇的一段情節，但它本身不是一出戲。



莫記小過



只有在讀書的時候，我才覺得自己是個寬容的人。因爲我的信條是一本書再怎麽不對勁，只要你已經翻開它了，就不妨接受它。當然接受它並不意味你必須完成它，只是一本書，既然已經買了回來又看了幾頁，如果氣衝衝惡狠狠地把它甩出去然後喊一聲“混帳！這傢夥是個白癡”，豈不是對不住自己。在這個已經不夠好的世界裏，人是該對自己好一點的。靜下來，想想看天生我材必有用呀，再糟的作者到底也是有媽生的；再壞的書也是人家花時間寫的。而媽媽是個多偉大的人物，時間又是何等的寶貴呢？更何況三人行必有我師，難道一本壞書就教不了我什麽嗎？可別自大，壞書起碼能叫你見識到世界之大，天外有天。



　　只是再寬容也好，不知怎的，就是有些沙石眼睛跳不過，好像吃一頓美食旁邊老有蒼蠅飛，揮之不去甚是惱人。例如香港某家出版社，常出報紙文章結集，有一次我看著看著發現它一本書裏好幾篇文章都有一段是重復的，而且有規律。那條規律是它的第一段必然會在後面某部分重新出現，這是爲什麽呢？原來那些文章在報紙上登的時候，編輯怕它太長，爲了醒目和提要，於是抽出其中一段放在文首。看來是書的編輯一時大意，把那一段當成是整篇文章的第一段，重打重印了一回。不過這種報紙編輯手法通常會把那發揮提要作用的一段字粗體標黑，以區別于正文。難道這本書的編輯和校對眼睛不好，還是這本書根本沒有編輯跟校對？



　　有些書挺可惜的，明明不錯，但就是有幾處資料錯誤的硬傷，猶如完璧有瑕美男生瘡。例如專出建築和城市研究的臺灣出版社“田園城市”，最近出了本尚算圖文並茂的《塗鴉?城市糖果地圖》，介紹英國街頭的塗鴉藝術。兩位作者在序言裏引述一句黑 格爾的名言“存在即是合理的”，但把它張冠李戴說成是沙特的 話。開頭就錯，接下來怎不叫人提心吊膽。再進階一點的，還有 兩位香港年青學者寫的《迷失喪拼場》，是透視消費文化深入淺出 的好入門，但其中提到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時，卻說他是“美國社會學家”。哎，人家可是拿爵士的正統英國人，還一度是布萊爾的智囊軍師呢。或許，是我太過吹毛求疵。



　　大陸的出版業日益進步，最近連食譜都出得又有文化又漂 亮。“北京漢聲文化”出了一套《山西麵食》，就讓人看得很開胃。可是當我掀到一頁捏貓耳朵的手部動作特寫照時，肚子竟不禁疼了起來。只見師傅揉麵團的那雙手，十指指甲縫裏竟是一圈黑邊！這可是我多年中西食譜閱讀經驗裏未曾得見的。難得圖邊文字還說做貓耳朵不需特殊工具，“只要一雙乾淨的手”。再轉念一想，鹵菜名店的鹵水不是常標榜一鍋煮了幾十年不倒不熄嗎？這個道理用在麵點師傅手上應該也是通的。



讀者的身體



某年牛棚書展主題是“閱讀與身體”，雖然有很多關於身體的講座跟活動，但是沒有一項是直接談閱讀和身體的關係，有點可惜。很多人以爲讀書是一項純智的行爲，與肉體無關，但只要再想一想，就會發現即使是在看來很靜態的閱讀過程裏，我們也得用上我們的身體器官，例如眼耳手口，無一不是肢體的一部分。只用理性只用靈魂，你讀得了書嗎？不過，如果我們把閱讀看成一連串的動作和姿態，問題就來了。是什麽把讀書的方式和其他行動區分開來呢？走路、睡覺、吃喝與拉撒，和閱讀的分別，是否就只是後者總得有一書在手呢？答案，我還沒想清楚，但是我可以在我的筆記裏找些有意思的材料，寫出來讓大家幫忙，思考那閱讀中的人體是什麽狀態：



　　坐



　　以前念哲學史的時候，有兩個大思想家的閱讀姿勢令我印象分外深刻，一個是笛卡爾，一個是馬基雅維利；笛卡爾躺著讀，馬基雅維利站著讀，總之都不像我們這樣坐著讀。一般人如果躺著看書，多在夜間臨睡以書安眠，在進入個人最私密最與世隔絕的時刻前，與這個世界做最後的交流。所以就寢前讀書是種過渡，身體的一半平躺不再移動，另一半隻維持最寧靜最有限的運作，意識則在充滿聲音、光線和對話的世界漸漸隱退進沈默和黑暗中。但是笛卡爾不同，他喜歡賴床，醒來之後繼續在床上思考、看書，直到11點左右。這位現代哲學之父，半輩子崇尚理性，醒來之後繼續躺在床上看書，是不是要把這個過渡翻轉過來，讓意識漸漸清明，預備進入喧囂的熱鬧世界呢？



　　從前我還以爲笛卡爾只是個性格懶惰身體虛弱的人呢，因爲他在1649年被瑞典女皇請去教哲學，一個星期有三天要早上五點半上課，我們一向晚起的大哲習慣不了，清晨天氣又涼，終於患上肺炎身亡。最近，我才知道笛卡爾年輕的時候居然是個身手不錯的劍手，曾經在巴黎出手擊退一幫想不利於一位淑女的醉酒漢。他後來還著有一部《劍擊的藝術》，可惜亡佚。



　　馬基雅維利，《君王論》的作者，據說他喜歡站著念書，而且還要穿上最好最華麗的朝袍，以示慎重。以前我總認爲這些傳說印證的是他對學問和知識的無限尊重，教訓我們後人可別把讀書不當回事。原來這也是個誤會。傳說沒錯，他確實有站著讀書過久不支倒地的經驗，也確實在一封有名的書信裏提到自己“在樹林中帶著但丁，去泉水旁觀鳥。回家之後就脫去灰塵滿布的日常衣裝，換上最華貴的外袍，以最恰當的姿態進入古人的宮廷……”但問題是我們該怎樣解讀他的行爲，如果我們依今人的閱讀習慣去看這些故事，自然會得出馬基雅維利讀書嚴肅得出奇的印象；可是若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考察，就會發現馬基雅維利不特別，這根本是文藝復興學者的典型。



　　首先，我們都太習慣坐著看書，卻忽略了其他姿勢的可能，例如前面說過的躺著讀，以及直直地站著。



　　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有一幅著名的畫，年份標記爲1610年，畫的是當年的大學圖書館。



　　從中可見一排排的書櫃，戴著帽子的學者穿梭其間。書櫃前面有些突出的架子，高及肩膀，架上有斜放的木板。有些學者就立在那些架子前面，把書打開攤在斜板上閱讀。這就是讀書架了，有點像今天教堂裏的講道台。實際上讀書架與講道台都是中古修道院常見的器具，而修道院就是那個年代的學術中心，學者也幾乎沒有不是修士神父的，這些人看書講道讀聖經都習慣站立。當然他們也會坐下來看書，不過站著讀書絕對是常態之一，不足爲奇。如今我們若要站著閱讀，多半是在地鐵或巴士裏面，一手握著扶杆，一手持書。所以書本不宜過大，現代袋裝書流行也與公共交通工具的普及有關。但在中古歐洲，一般學者研讀的書籍， 其尺寸可就大多了，絕對不適宜裝在袋子裏到處走，更不可能只用一隻手去捧讀，好在他們有讀書架。到了馬基雅維利身處的文藝復興時期，其實也有了小巧的十六開本（Octavo），只不過這麽輕便的書只適合但丁等“流行作品”，可以帶到林中隨處吟誦，不宜盛載柏拉圖與西塞羅的玄思和雄辯。古典著作最好還是要有古典的形態。



　　馬基雅維利的故事讓我們看到當時書分兩類，一類輕裝簡便內容可親，怎麽舒服怎麽讀；另一類則龐大華美而深邃，只合精研，如果像中古修士那樣站著看就最顯隆重了。讀書的時候穿上一等絨袍，據義大利學者Guglielmo
Cavallo考證，也是讀希臘羅馬名家經典的儀式之一，並非馬氏一人的怪癖。



手



　　讀書一定離不開手的動作。看看書的歷史，就知道書的形態必然決定了手部動作的方式，讀不同型制的書，雙手的使用方式也有所差異。



　　古書的模樣，從它留在今天語言上的痕迹，可見一二。“卷”、“篇”、“冊”都是文本書籍的單位，尤其“卷”與“篇”，更被假設爲一種意義自足完整的文本章節。一卷與另一卷之間，一篇和另一篇之間，要記的事要表達的意思，都應該有不一樣的地方。其實，它們原本是書籍文獻的形式和計量單位。篇指的是編纂在一起的竹簡，一片片竹簡，用繩索穿起來乃成一篇。如果用的繩子是牛皮所制，就叫做“韋”編。“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一般認爲說的是孔子讀《易經》，一讀再讀，竟連編竹簡的牛皮繩子都弄斷了。尚要留意的是，比起用細麻繩做的“絲編”，牛皮制的“韋編”要來得更堅韌也更貴重，一般只用在最重要的書上，例如被奉爲先王大典的《易經》。而“三”這個字在此是虛詞，代表多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孔子這個貴族後裔，正在認真苦讀裝潢華貴的《易經》，翻來卷去，好好一卷竹簡，一不小心就散落開來的狼狽。



　　自古以來，學者們普遍相信，“篇”是竹簡的單位，“卷”是絲布制“帛書”的單位，也就是說用布帛做的書應該是一張張卷起來的。“圖窮匕現”，畫在帛上的地圖卷成一卷，看的時候一手按在先揭開的一端，另一手推著剩下的一端漸漸推展（請注意“展”這個動作，就是當時看書的常見姿勢），直到末端，兇器與殺意才一起暴現。但是按今天考古發掘所見，竹簡確是以卷狀存放，帛書卻沒有成卷的，它們全是摺疊起來層層壓著，或者對摺或者四摺 六摺。如果帛書的標準裝幀就是摺疊狀，那麽看它的動作肯定就不是看簡書般地“卷”了。還是，它也有卷起來的時候，只是收藏貯存時才換了一種處置方法呢？



　　相應於中國上古年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看的書也是卷狀的，拉丁文裏叫做“volumina”（英文volume的來源），漢譯“卷軸”。它與中國漢代之前的竹簡帛書的分別就在那根軸子之有無。除了歐洲人的書有根軸棍外，雖然大家的書都呈卷狀，但看的方法還是不一樣的。第一個不同是文字的排列，漢字由上而下豎排成行，再從右往左刻寫在一片片竹簡上，讀起來自然是用左手往左推好展露那未讀的部分。但歐洲語文卻是相反地自左而右一排排橫寫，所以他們的卷軸也正好得反過來讀，用右手向右方舒展。第二個不同，在於看中國的書卷，是把一卷書慢慢攤展開來，看到最後書也應該就完全攤平了。可是歐洲卷軸，則是一邊以右手退出未讀的紙草，另一邊用左手反向回卷讀過的部分，於是看完一卷書它還是一卷書的模樣；只是抄上文字的那一面從底面翻轉到了外面，所以終卷之後還得像看完一卷錄影帶般地回卷。



　　無論中西，書卷的世代都過去了，我們現在看的書是一頁頁裝訂起來翻動迅速方便的“書本”（codex）。將來還會不會有另一種嶄新的書籍樣式，需要我們採用全然不同的肢體運動來配合閱讀呢？又或者電腦和滑鼠的到來就已宣告人類千多年“書本”年代的終結，好比當年它們終結了卷軸和竹帛一樣？



　　我只知道，今天我們坐在電腦螢幕之前，手握“老鼠”上下推移，並以指尖點壓，雖是前所未見的閱讀動作；但那螢幕畫面的移動概念卻兜了個圈回到古代，文字成爲一篇連續體，而非可以斷開的頁面。一篇文章看到一半若想回頭翻查，就得往前卷動，英文叫做“scrolling”，正是羅馬人閱讀卷軸的動作。





窺探靈魂——《At Home with Books》



一



　　每一本香港的流行雜誌都會定期刊登名人或者設計別致的家居採訪，告訴讀者屋主的品位愛好，設計師的巧意匠心；然後我們歎服，甚至效仿。可是，我幾乎沒怎麽看見過有一個家庭是有書房的。就算有，也多是虛有其名的書房，除了一張桌子放了文件和電腦之外，往往就是一兩座架子空空洞洞（或者簡約？）；書呢？往往連一櫃都裝不滿。假如這家人有小孩，情況可能好一點，課本和參考書總是要的。這也說明了香港的主流想法，讀書是學生的事，長大就不必讀了；正如鋼琴是孩子必須面對的刑具，進了大學就可以放下這苦杯了。



　　常言道：“書是一間屋子的靈魂。”爲什麽如此華貴如此耀目的居家環境可以沒有靈魂呢？讓記者來拍照這樣的房子，在我看來，就像展示一座重金修建的陵墓，裏頭沒有活人的氣息。



　　如果這話說重了，那就再說一則我百聽不厭也很樂意到處散佈的真實故事。話說一個剛進哈佛的大學生很不幸地選了一門中古英語文學課，授課的老教授是個悶蛋，和課程的內容搭配得天衣無縫。好不容易暑假來了，於是這年輕人興奮地開始他在舊書店的暑期工，每天開車去不同地點搬運人家不要的舊書，忙得不亦樂乎。有一天他應召前去市郊一幢有片漂亮小花園的老房 子收書，女主人開門引他入內，這才發現要收的就是那悶蛋教授的書，他死了，這年輕人是他教過的最後一批學生。



　　年輕人在教授的房子裏巡視，看見一整櫃的偵探小說，想不到老人有這麽有趣的嗜好，他微笑。再看，通向花園的後門旁是兩櫃園藝書，寡婦說：“他喜歡種花”，然後年輕人注意到玻璃門外陽光下的草地上猶有剛灑過的水珠發亮，恰巧他自己的最大嗜好 正是園藝。接著他下了一個決定，他要自己買下教授的所有藏書。



　　爲什麽？他後來對人解釋：“自我看見教授的書，才知道他在課堂以外是個怎麽樣的人物，那些書是他的完整靈魂。如果我把它們運回書店，這些書就會被拆散分置到不同的書架上，那就等於他的徹底消亡了。”爲了讓教授不死，直到畢業他還在替舊書店老闆打工還債，好在這老闆也是個有情人，給了他五折。



　　書是一個人的靈魂，藏書是一間房子的靈魂所在。爲了窺探且公開他人的秘密，我一直想做本書去訪問我最好奇的讀書人，看看他們的家，請他們介紹自己的藏書。後來我發現臺灣的邊城出版社出了本《逛書架》，幹的就是這等勾當，裏面有楊澤、張大春和陳建銘等人壯觀的書屋，比起平常在雜誌上見到的那些樣板房，實在富足。後來他們的魔爪又伸向了香港的讀書人，編制出《逛逛書架》一輯，我只好歎息自己的動作太慢。還好我又找到了機會，替香港電臺客串一個讀書節目，跑去一些名人的家裏看書（到底是電視節目嘛）。可惜部分愛書的名人太精了，例如董橋先生，平常對著我等後輩總是很親切；但這回他還沒聽完我的話，就立刻笑著打斷：“不行不行，這種事怎麽可以？可不能讓那麽多人看。”



　　二



　　說到窺探書房的書，這許多年來，我最喜歡的還是《At Home with Books》，因爲它打開的書房叫人有意外之喜，並不總是文人作家那麽沈悶。



　　例如老牌樂隊“滾石”（Rolling Stone）的吉他手奇夫?理察（Keith Richards）的書房。想不到吧？這位搖滾巨星居然是個書蟲。書裏的訪問一開頭也是這麽寫：“一個‘滾石’怎可能擁有一座藏書室？一個‘滾石’何時會跑去買書呢？他一年到頭巡迴演唱，總是同時住在好幾個地方，總是被他的吉他佔據。然而，沒有什麽別的東西，可以比得上躺在自家藏書室的沙發上埋首書堆，更要令奇夫?理察感到心滿意足的了。”



　　原來奇夫?理察不只愛書，還收集了不少十九、二十世紀的主要小說。他讀書一來是因爲巡迴演出的路程很沈悶，不讀書，何遣永日？其次，他是爲了瞭解自己這一行到底是怎麽回事：“我要在成千上萬的人群面前工作，他們永遠尖叫永遠擺動。這和一個獨裁者擁有的效果差不多。我很有興趣知道人們爲什麽會拜倒在獨裁者跟前，又是什麽刺激起了這種群衆心理。……我覺得一個人在舞臺上的轉化是很神奇的，你會變成大衆狂熱的一部分，在那一刻你會遺忘自己，這是否也是希特勒經驗過的事呢？”所以他喜歡看有關納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書，看他那古典 風格的書架，這方面的藏書確實不少。不知道華人流行音樂圈裏 有誰能分享這種嗜好呢？



　　《At Home with Books》由擅長美術圖冊的Thames & Hudson 出版，當然少不了精美照片和設計的元素。他們特別造訪了七位建築師和設計師，看看這些關注視覺形象的人怎樣處理令人頭痛的書堆。例如曾經設計過許多著名圖書館的後現代建築大師格雷夫斯（Michael
Craves），他的觀點十分特別。一般建築師喜歡把狹小的空間弄得看起來比實際上要寬大，以避免書籍造成的壓迫感；可是格雷夫斯卻反其道而行，刻意使自己本來挺寬敞的藏書 間變得像條窄街。他的理由是要將兩壁屋頂的書架看成一條路上的迷你建築群，走進去就像逛智慧的大城，沿路每一座樓房裏都存放著專屬的知識。



　　這本書還有一個好處，它實用，提供了一些書迷們喜聞樂見的訣竅和資料，比方說書房裏的燈光應該如何安排，書架又該怎樣整理。假如你是書毒重症患者，手頭寬裕，家住複式洋房，還可以按照它的介紹，去紐約幫襯“普特南滑動樓梯公司”（Putnam
Rolling Ladder Company）。這家百年老店專長手工打造圖書館與藏書室用的樓梯，花樣繁多，木質精良。買一把放在家裏，肯定比廉價鋁制摺梯雅觀多了。記得兩年前曾聽林行止先生說，他也想找人做一具可以在書架前左右滑動的梯子；當時我答應給他這家公司的名字和地址，結果回頭就忘了，真抱歉。只好現在抄下來以饗同好：32 Howard
Street New York，NY10013。電話：1-212- 226
5147。




　　如果你只是有錢，但不如林先生這般愛書懂書，偏偏又想弄 間壯觀的書室以添風雅，那該如何是好？不怕，你可以找這本書 裏介紹的湯美茲（Kurt Thometz），他有家顧問公司叫做“私人圖書室”（The Private
Library），專門提供收集和整理藏書的服務。就算你是超級書迷，不屑他人代勞，但若擁書過萬，有時要找書難免也會有望洋興歎，此時你就知道專人服務的好處了。



　　我請不起專家爲我服務，只好努力鑽研，盼有那麽一天自己成了專家，能替文化富人效勞，亦不枉一生讀書矣。





書房不可無書梯——《書天堂》



一



　　林行止先生不只是擅寫評論的“香江第一健筆”，他更是個愛讀閒書的讀書人。幾年前和他午飯，正好是他要重新裝修房子的時候。他最關心的，自然是藏書的問題。聽林太太說，林先生想造一副爬梯，就像圖書館裏用的那種，既方便在書架的高層取書，又可以在整面書牆前左右滑移。恰巧我在書上看到紐約有家專造書梯的“普特南滑梯公司”（Putnam
Rolling Ladder Company），後來就介紹給林先生，希望他真能從這家老字型大小訂到一座優雅實用又牢靠的梯子。我家可沒有那麽大的空間，樓底又不高，實在不需要這種專門又氣派的梯子。但欲望就是如此，有一件漂亮的衣服就想要合適的配襯，接下來就該要個寬敞的衣帽間了。小時候渴盼坐擁書城雖南面王不易的樂趣，直到家裏頭書滿爲患，就開始思慕一架很有圖書館味道的爬梯了。尤其自我知道這個世界上竟有普特南公司這種專造書梯的店子之後，就更是覺得生活裏好像少了點什麽。好在我是那種書迷，就是自己沒有的東西固然想要，若是人家得了也不妒忌，反而替別人高興，覺得自己喜歡的事物有同好欣賞，吾道果然不孤。



　　這就是我看鍾芳玲《書天堂》的感覺了。鍾芳玲本行和我一樣念的是哲學，但她比我強的是起碼讀到了博士才半途而廢。照她的自述，那是因爲“在寫博士論文時，發現自己喜愛古登堡更甚於亞裏士多德”，“自此抛棄哲學，投身與書相關的行業”。雖然我知道她是個勤快的作家，做過出版社總編輯；但和大部分讀者一樣，我總以爲她真正的職業是逛書店，而且是逛遍全世界的書店。她的第一本書《書店風景》就是份書店閱讀報告，我們可以看到她 怎樣尋幽探秘，然後登堂入室地逐一拜訪歐美的著名書店。到了《書天堂》，她走得更遠，連普特南都去過了。



　　看她的描述和照片，那些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的書梯簡直變成了必需品。西塞羅有一句名言：“沒有書籍的房間，就像沒有靈魂的肉體”。鍾芳玲則以爲“一個充滿書籍的房間，還必得包括一個普特南打造的書梯，才真正稱得上完美無憾”。說得真好，假如滿屋子的書就是人類文明的靈魂，又怎能沒有一座梯子去測量它的深度呢？這架書梯的作用不是炫耀藏書的數量，也不是爲了彰顯書房的氣派，它不是勞斯萊斯車頭上的那只小飛人；相反地，它是提醒我們的工具，告訴我們天堂總在上方，一面書牆前的書梯就像把過於迷你的尺子，始終無法量度出智慧的無邊極限。唉！你看，我還只是在奢望一把梯子的幻想階段，就已經開始爲擁有它而辯解了。好在鍾芳玲也說明了自己的情況：“我目前的書房雖已有一整面書牆，礙於地形之限，書架高度僅二米左右，兩腳一蹬、手一伸，就可觸及書架最上層，根本不需要書梯”。更好的是，書迷都有寬大博厚的胸懷：“在這個夢想成真之前（擁有普特南書梯的夢想），所幸我還是能在一些書店、圖書館中，不時與普特南的書梯相遇。”



　　二



　　一五四三年，哥白尼出版了科學史上的經典，真正鬧出革命的論著《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可是如此一本撼動宇宙，推翻了日心說的巨著竟然得了一個與其名氣全不相稱的綽號：“沒人讀過的書”。理由是許多科學史家認爲當年真的讀過它的人其實少之又少。爲什麽？我想這是因爲它太貴了，一部初版的《天體運行論》如今索價一百五十萬美金。但是很多人看過的書也未必不貴，例如弗雷明（Ian Fleming）的“○○七系列”，大家就算沒讀過原著，至少也看過電影吧？你知道一套十四冊附帶原始書衣的第一版“○○七”要多少錢嗎？港幣六十萬！ 到底誰會買這些書？到底又是誰在賣這些書呢？鍾芳玲在《書天堂》裏提到一次外國古書商的飯局，她在席前談起驚 小說大家史蒂芬?金（Stephen King）那年剛出的一部新著，只有網上版供人下載，別無紙本發售。一堆書商聽了之後，沒什麽反應，只是擡頭問了一句：“哦，那麽要如何決定它的初版呢？難道第一個被人下載的版本就是初版嗎？”然後迅速回到自己的話頭，繼續熱烈討論誰誰又得到了一部珍稀異典之類的行內故事。在很多人眼中，書癡已經是一群不可理喻的人了；而舉止恬定談吐高雅，幹著“紳士的買賣”（gentleman‘s business）的古書商，就更是另一個世界的生物。鍾芳玲在《書店風景》和《書天堂》裏做的，就是把這些活在書世界裏的人稍稍拉回俗世，舉凡專門打造書梯的工匠，專門複製書衣的設計師，還有把整個小鎮變成書市再自封爲王宣佈獨立的狂人，原來都不過是常人。他們都幹過“正常”的職業，有的是會計師，有的是工程師。究竟是什麽東西驅使他們走上了這道通向天堂的階梯呢？



　　鍾芳玲決定把答案帶到香港，讓中國讀者自己去發掘。不知道是怎麽回事，香港的“辰沖書店”和日本澳洲的兩家古書店合作，竟然想到要在香港辦一次“香港國際古書展”，而鍾芳玲就是那個穿針引線的帶路人了。看她傳來的資料，真真不得了，包括開業一百五十年以上的“誇瑞奇古書店”（Bernard
Quaritch Rare Books）在內的六十四家環球巨頭都要駕臨香江。除了《天體運行論》和初版全套“○○七”，他們還帶來了初版《物種起源》，一頁古登堡聖經、日本龜寶元年（西元七七○年）的《百萬塔陀羅尼經》，莎翁的“Second Folio”，明朝的《職方外紀》……我問芳玲：“你們真的瘋了嗎？這裏是香港呀！”董橋先生知道了，也開玩笑說：“恐怕那幾天就只有我一人去幫襯。”意思大概是這個浩大的書展很可能是爲他一個人辦的。我知道中國崛起了，全世界各行各業的商人都在盯著這塊肥肉，這個書展多少是爲了試試中國的水溫。可是先不說中國本來就自有一個源遠流長的古籍市場，大夥未必瞧得上也未必能欣賞你那價堪比擬宋朝善本的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就算是那些向往西洋奢侈品的億萬新貴，他們要的也是鑲滿鑽石的手機和幾能的Maybach名車，“Sec- ond Folio”？沒聽過。更何況舉辦地點是香港，你不要以爲樓下的連卡佛人頭湧湧，“香港書展”大破七十萬人次入場紀錄，這批淑女紳士就能在這個展覽裏滿載而歸！



　　老實講，那一頁古登堡聖經也要四十五萬港幣（搭一乘A380首航頭等艙的價錢），我只有在十來歲發育未成熟的時候幻想過能捧著它翻翻，這個天堂的確不是我們的。可是各位書迷千萬別被我誤導，古書展豐儉由人，一百塊也大有交易餘地，正是“埋睇，埋揀；手快有，手慢行”。我們買書不是投資，說不定遇上一部幾百元的貨色，正是足令此生不悔祖上添光的心頭至愛，對不對？而且芳玲在書裏也說了，看到書價能夠開出新高，我們也應該感到驕傲，因爲它表示在這個萬事以金錢衡量的世界裏，我們的愛好是有意義的。



舊書哪里去了



　有一次在深圳演講，一個聽衆起立建議在座的政府官員出手，幫忙弄個舊書市場，好啟動這個新城市的文化靈魂。身爲外人，當時我很不客氣地指出其中難度：“舊書市不是說有就有的，非有兩代以上的積累不爲功。深圳是個很年輕的移民城市，平均人口年齡低，在此出生的還都在二十以下。老者不多，散書的人自然就少。即便勉強生造一個舊書市場，賣的恐怕也都是月前上市的新書，珍品恐怕不多。”



　　可是深圳偏偏就有一家挺雅致的舊書店，就在丹下健三設計的那個新書城一角。



　　書城大抵都是一副模樣，闊大得叫人迷失，不宜久留。但開在這間全球最大的書城裏的二十四小時書店卻令人意外，賣的不全是暢銷新書，反而有不少坊間少見的人文社科精品，尤其好的是滿滿兩櫃書話書史和書目。我知道店主必是同好。果然，主管孫經理出來相認，身上素樸的直條襯衫一股書蟲味十米外都嗅得到。



　　談得高興，孫經理引我去隔壁一家酷似中式家具店的酒吧，居然兼營舊書買賣。書量不大，但也有許多好東西，例如一匣精美的一九四○年代德國印中國畫論線裝書；更有“中國營造學社”三十年代有關五臺山佛光寺調查報告的初版，可惜這是非賣品。孫經理原意是伴我過來淘書，沒想到竟自己一頭栽了進去不理我，才不多時他手上已抱住幾冊。他在隔壁打工賣書，掙的薪水大概都花到這裏來了；我想這裏的買賣倒好做，自己成了一套迴圈不已不假外求的生態系。



　　舊書買賣，確實是個生態系統，要有進有出。沒了源頭活水，再清澈的池子很快也就成了黴臭的枯井。香港舊書業，曾經興旺過一段日子；但等到南來的老人走得差不多，地價鋪租又隨著大樓不斷高升，現在只能剩下一片頹垣敗象了。所以我現在不大逛香港那僅餘幾家的舊書店，怕見了難過。可是老友陳智德有不同的意見，他今年主持的“牛棚書展”還特地開了一團“香港舊書店之旅”，團友之中有專程來書展演講的臺北傅月庵與北京謝其章，兩位著名的書癡。



　　傅月庵著有一冊《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我以爲是愛舊書者不可不看的好書。這本書不只附上了感覺很妹尾河童的插畫，逐一分解臺北的舊書店，居然還有淘書的“攻略”。這“攻略”包括了逛書店的裝備圖解，比方夏天的雨傘、冬天的保暖帽，還有四時皆備的大書包和水壺！其癡狂可愛，我輩書迷看了一定會打從心裏笑出來。



　　可惜臺北的舊書業也和香港一樣，自從牯嶺街的老店給遷去光華商場之後，就盛況不再，甚至一蹶不振。照傅月庵的說法，這似乎也是大陸遷台那一代人之後，源頭乾枯的結果。今天年輕一代的文藝青年，你要是跟他說起牯嶺街，他頂多只能聯想到少年殺人事件吧。真是奇怪，香港讀書風氣再弱，也總有人買書呀，臺灣的情況應該更好才是，舊書都哪里去了呢？莫 非我們都要學謝其章，住到北京，才能在潘家園和琉璃廠找到東西？





只有戰爭沒有和平



最近我幹過兩件十分無恥的事，我要懺悔，然後我將試圖爲自己開脫罪行。



　　第一，儘管爲了一個每天介紹一本書的節目忙得不可開交，但我還是在年中一點一滴地讀完了瓦西裏?葛羅斯曼（Vasily Grossman）那本厚達八百多頁的《生命與命運》（Life and Fate），實在是部驚人的巨構，然後我激動地到處和朋友說它有多厲害。每當有人要我形容，我就說：“嘿！它簡直就是史達林時期的《戰爭與和平》，俄羅斯偉大小說傳統的封關之作。你能想象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還有人會寫《戰爭與和平》那種全景式小說嗎”？聞者莫不肅然起敬，紛紛表示要弄一本回家苦讀。可是，我根本就沒看過《戰爭與和平》。



　　第二，2007英語出版界的其中一樁盛事，是《戰爭與和平》的全新英譯本出爐了。和那部號稱是“原始版本”實則爲托爾斯泰初稿的《戰爭與和平》譯本不同，由Richard
Pevear及Larissa Volokhonsky夫婦翻譯的這個本子是真真正正的全譯。它不只把托爾斯泰喜歡的重復修辭完整無缺地搬到英語去，讓短短數百字裏的七次“哭泣”照樣“哭泣”，不圖任何加工美化，也不把它變成七個不同的同義詞。這個譯本連原著裏的法文段落也留了下來，只隨托翁以註腳形式將之譯成英文。我在雜誌上看到這些評論之後，就用在近日的演講裏面，以說明譯事之難。然而，還是那個老問題，我既然不諳俄文，又沒讀過《戰爭與和平》，憑什麽資格去拿它的翻譯說事呢？



　　枉被人視作“文化人”甚至“書評人”，沒有讀過《戰爭與和平》難道不是一件十分可恥的事嗎？更可恥的是我還有意無意地散佈一種“其實我讀過”的戚覺，讓別人以爲整部《戰爭與和平》我已了然在胸。



　　既然我沒看過它，我又怎麽可能談論它呢？說起來，這也是小時候讀壞書的結果。童年時期，我也曾看過不少“世界經典名著大全”和“死前必讀的百本名著”之類的雞精書。一開始的想法很單純，就是先圖個概觀，知道什麽年代什麽地方有些什麽書，再像做功課一樣好好地讀下來。可是你也知道，世上有多少人能在死前真正遍讀那百本名著？又有多少人真會爲了讀不完它們而死不瞑目呢？再加上我心野，連學校課業都從不按時完成，又怎麽會乖乖地按著名單把那些嚇人的經典看完？通常的情況是看過一本書之後，興趣就從此轉到旁枝的題目上了。比如說讀罷莎士比亞的《凱撒大帝》，就趕緊跑去找《高盧戰記》和奧古斯都的 傳記，於是原定的《暴風雨》就給擱下了。



　　這種雞精書看多了，會有一個很大的害處，就是它能産生幻覺，讓你以爲自己看了很多名著，其實你只不過是知道了一點皮毛。當然，這幻覺也不真是幻覺，欺得了別人，可騙不了自己，不知爲不知，沒看過就是沒看過。然後心裏就難免因外表與內容、幻象與真實之間巨大的割裂而生出令人痛苦的虛無和罪疚。何以致此？大概就和一個天天吃大量維他命藥丸的人差不多，一粒小紅丸就“能提供每日人體所需”，他慢慢就會覺得日常飲食裏的蔬果是不必要的了，甚至忘記了小黃瓜的香脆、豆苗的甜嫩。當幾百頁的內容被濃縮爲兩三頁的大要，每一本書看起來都會變得很像，面目模糊，所以看與不看的分別就不重要了。



　　我當年就是如此，知道了《戰爭與和平》的梗概，也知道了屠格涅夫《父與子》的主要情節（另一本未曾讀過的經典），但竟然無法具體描繪出它們各自的特點，它們全都成了一團模模糊糊的“俄羅斯小說”，就像那粒工業生産的紅色小藥丸一樣。書單代替了書，維他命代替了食物；我以爲自己得到了和平，暫時止住了虛榮心發動的求知欲，換回的卻是更多的戰爭，究竟無知所導致的空無和衝突。沒讀過《戰爭與和平》到底有多丟人呢？再無恥點說，沒讀過《戰爭與和平》卻還要談論它，難道就真是一件十惡不赦的事嗎？ 恐怕未必，因爲關於經典的最經典的定義是“那些沒有人看，但人人都在談的書”。我覺得這個明顯是嘲諷的說法其實隱約說出了真相，經典確實是用來讓人說事的，而說它也確實比讀它更重要。 道理很簡單，就看看我們身邊的人吧，有誰不知道什麽叫“三顧茅廬”？有誰不明白“桃園三結義”？但在二十一世紀的第八年，還有多少人真正讀過《三國演義》這部通俗又暢銷的名著呢？我很懷疑。儘管如此，我們卻還是樂此不疲地引用那些典出《三國演義》的故事和段子，甚至把它們濃縮成四個字的成語，用它們形容看見的事，以它們表達心裏的想法，仿佛人人都讀過三國都通曉裏頭的內容似的。



　　我曾見過一個廣告大剌剌地印上“我思故我在”五個大字，我不敢肯定它的創作者是否看過笛卡兒的《第一哲學沈思錄》，但我相當肯定他假設了大家都能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即便那很可能是誤解。經典的文化價值正在於你不用讀它，但它的隻言片語它的零散觀念會自動包圍你，成爲你日常用語的一部分，成爲你觀察世界思考事物的背景。這裏頭當然不能排除以訛傳訛的成分，於是經典的第二重定義就出現了：經典就是總會被人誤會的那些書。而最大的誤會莫過於人人都以爲自己讀過它們，其實根本沒有。比如《聖經》，比如《論語》，作爲思考背景和日用語言的來源，它們或許很陳舊。可是當你真正把它們當成書，以讀者的身份第一次好好地打開它們細讀下來，你卻會發現“世界是如此地新，所有的東西都還沒有名宇”（你看，我又在援引經典了）。因此卡爾維諾在《爲什麽讀經典》這篇文章裏才會說：“經典是，我們愈是透過道聽途說而自以爲瞭解它們，當我們實際閱讀時，愈會發現它們是具有原創性，出其不意，而且革新的作品”。



　　所以你不能因爲某些經典的名字常被人挂在嘴上，就假定它們早已爲人讀爛；正如我們都會說話，但人類言語能力的原理對大部分人來講還是陌生的，有關它的研究永遠令人驚訝永遠叫人神往。我原本以爲自己可以理直氣壯地不讀《戰爭與和平》但依然大言不慚地談論它，繞了一圈，我才發現這是不可能的。因爲《戰爭與和平》原來是本新書，讀它不是爲了一盡文化的義務（若單從文化角度來說，它其實是不用讀的），而是因爲它應該是本很有趣的新書。大部分經典都是有趣的，因爲傳說和真實往往差得太遠，發現這個強烈的對比自然是種趣味盎然的旅程；這是段只有你一個人走的旅程。問題是稱得上經典的書實在不少，我們該從何處著手？



　　我沒讀過《戰爭與和平》，也很想讀它，可是我爲什麽要把有限的時間先花在它的身上呢？我一直不能體會可讀之書的數目會隨年歲增長而漸漸減少的說法，它的前提是經典有限，人壽更有限，所以在活著的日子已經不多的階段更該集中精力攻讀少數幾部經典。我的經驗卻不是這樣子的，先別說布魯姆（Harold Bloom）的《西方經典》裏那些我可能連書名都沒聽過的長篇經典目錄；其實只要看過的書愈多愈雜，就一定會發現一些聞所未聞的經典守在遠方。例如神學，外行人只知道《神學大全》；可一旦涉足，你就會知道還有《羅馬書釋義》、《神學美學》……又如演化論，以前我只曉得達爾文，後來才知道不可不讀的還有古爾德跟 道金斯。經典絕非有限的水池，它是大海，每遊出一尺，你就發現前面還有一尺，無窮無盡，足可在不知不覺間溺死不懂疲倦的好奇讀者。怕累，或許也是不讀經典的理由。但比起怕累，我們一般更怕死。所以還是讀書好，起碼讀著讀著不知老之將至。





翻譯的態度與常識——《（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遠西對話》



　讀當紅法國哲學家于連（Fran⒚ois Jullien）的訪談錄《（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 -遠西對話》，發現一個非常罕見的奇事，作者竟然和譯者公開鬧矛盾，而且全都呈現在這本書裏。根據書前《譯者的話》，譯者曾多次保證中國出版譯書的程式能夠“出精品”，但作者于連教授就是不放心，而且不放心到了一個地步要另外寫一封《作者告讀者書》，並且指明要一個他信得過的人中譯之後連法文原件刊印，以正視聽。他想告訴讀者什麽呢？他說：“雖然我十分感謝譯者對我思想複雜性的闡述所顯示出的極大耐心，我還是拒絕對該書中可能出現的誤解和錯誤承擔任何責任。特此聲明！”再回到《譯者的話》，譯者隱晦地表達了他的感受：“譯者慶倖本書在中法文化交流年內出版，其宏觀意義在於交流兩國文化，這個《作者告讀者書》也可視爲對本書的一個不無意義的註腳。讀者不僅可知其書也可知其人，由此更充實了文化交流的內涵”。



　　我不懂法文，實在沒有能力判斷這究竟是怎麽回事，不曉得到底是譯者的水平果然有限，還是作者的爲人太過麻煩。就算遇上了令人看得莫名其妙的章節，我也不知道是誰的責任。好在我還有丁點常識，可以藉此摸出些蛛絲馬迹。在這本書的第八十九頁，于連提到他七十年代在香港新亞研究所就讀的經驗；可是譯者似乎沒聽過“新亞”這個名字，於是直接按原文音譯把它寫作“Xinya研究院”。此外他也不曉得“啓德機場”，因此就有了“Kaitak飛機場”。如果說他沒來過香港，不知道什麽叫“新亞研究所”，也不知道香港曾經有個新亞研究所，那倒也罷了。但接下來，這位譯者竟把一代中國思想史名家，于連的老師，徐複觀先生，譯成既有福氣又有官運的“徐福官”，而且還標明這是“普譯”。這不是一本談中國哲學思想的書嗎，譯書的人怎能連徐複觀是誰都沒聽過呢？就算沒有這方面的背景知識，隨便上網查一下，也不難找到“徐複觀”這三個字吧？如此苟且的態度，難怪連教授如此不滿，如此不信中國翻譯能“出精品”了。讀到此處，我總算知道了于連教授的“爲人”是何等的認真，這次“文化交流的內涵”也實在太充實了。



　　又有一本書，是已故美國思想家薩義德（Edward Said）的《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我是在書中譯本的編者前言裏看到這麽一句話：“在另一個界標上，爲了突出那句塞訥卡人格言的重要性，薩義德從一開始就投入了這個主題……”誰是塞訥卡人呢？他們又說了些什麽格言？我在這篇前言的上一段又找到了這一句話：“’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這句格言儘管已經是老生常 談……” 看來這就是塞訥卡人的格言了。至於塞訥卡人，本書譯者很認真地提供了一條譯注，他說：“塞訥卡人（Senecan），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聯盟中最大的部落，主要生活在美國紐約州西部。”我非常驚訝，原來這支部落竟有一句美國學界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談，而我卻一無所知，於是趕緊找回英文原版學習學習。一學習我就發現原來“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原來是“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這句名言的中譯。譯得對不對，姑且不談；但這句話又哪里是什麽印第安人的格言呢？但凡受過西方人文學訓練的，大概都知 道這句格言其實出自劇作家特倫斯（Terence），但他可不是什麽印第安人，而是兩千多年前的羅馬人。由此推斷，所謂的“塞訥卡人”（Senecan）指的應該是著名的古羅馬人文主義思想家“塞內卡”（Seneca），暴君尼祿王的老師。這篇前言的作者的意思應該是說“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是句“塞內卡式”的格言，擁有塞內卡式的人文主義精神。看來《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的中譯者對人文主義的傳統所知有限，才會把一個古羅馬人當成了印第安人。難得他還要很認真地去提供一條譯注，生怕讀者看不懂，儘管是條錯得離譜的譯注。





失書記——《失書記》



一



　　朋友搞書展搞了好幾年。與困處室內人聲鼎沸的官辦書展不同，他喜歡在露天空曠處曬書，任一家大小如遊園般地穿逡其中。白天在上，足下綠草，所以不叫它“書展”但稱之爲“書節”，意思很好。去年書節，朋友又想出了新招，請幾位讀書的“名人”公開所藏，拿十本“對我最有意義的書”出來展示。蒙不棄，忝列名人，於是挑了又挑，乾脆湊足十一本給他。兩個月後，這事早就結束，不見音訊，就打電話去問。錄音留言又過兩日，再直接找上吾友查詢，這才知道那十一本書連同其他人的藏品一併給人盜去了！朋友當然很愧疚，但他底下的人大概覺得無所謂，要一再催促之下才給我一張失書名單，並保證替我一一購回。購回？我想他們大概不太知道什麽叫做“對我最有意義的書”吧。德希達有本悼友文集，書名改得好，《死亡，每一個世界的消逝》。同樣地，每一本書的失去也都是一個世界的消逝。



　　收到部分償書之後，就更證明了我的擔憂。且看柏拉圖對話 集之《蘇格拉底的申辯》，我失去的那本是上世紀古典學名家伯內特（John Burnet）翻譯的《Euthyphro，Apology of Socrates，Crito》，英文希臘文對照，與他們替我補回的那個今人新譯版根本是兩回事，這是不懂行情。再看《胡適文存》，我那四卷本是民國七十二年的翻印，不算什麽好版本。可原書精裝四冊，朱紅封面，是伴我多年的啓蒙書，如今獨遺首冊，又能去哪里尋回呢？《百年孤寂》英文版當然買得回來，然而我借出的是2006年英國Folio Societv精印重制，裝幀雅致，插圖秀美，雖非簽名首版，其價值也非一般市面通行者可比。其餘各書若非昔年師長贈賜，就是別有故事。比如說庫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是我在柏克萊 一家老書店買的，這家令人難忘的老店現在已經停業了。那本周作人編的《明人小品選》，曾經塞在背包裏伴我走過長江蜀道，旅次中不時翻閱輒有所得。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當年我既沒聽過這位大家也不知道這部名作；但在洛杉磯的陽光底下，商場噴泉反照出的彩虹旁邊，書裏的欲望之城Isidora的甜美清泉與明豔色彩卻實實在在地改變了我對文學的看法。書中的折痕，字行間的畫線，這一切全都消失了。每一本書的失去，都是一個世界的結束。生氣嗎？我當然生氣。還好我重讀鄭振鐸的《劫中得書記》（新近收集在臺灣大塊文化出版的《失書記》裏），乃明白失書 亦有大小，我的小小損失比起鄭先生的劫難真算不了什麽。



　　二



　　任何失書之人都該看看鄭振鐸先生的《失書記》，乃知失書有大小，自己的珍藏盡散爲小，整個文化的泉源斷絕是大。所以止庵在《失書記》的序文裏說：“我讀《史記》，見《儒林列傳》所雲：’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每每感動不已。”因爲這段話說明的正是中國人最重要的一種精神傳統，不忍往聖所傳盡散於吾輩之手，故有興滅繼絕之志。



　　伏生一介書生，以身犯險，最終雖“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然而就是這二十九篇使得齊魯之地重新得聆古人之教，奠定了漢儒乃至於後來整個中國思想傳統的基礎。當年伏生把書藏在牆裏，本是件多麽不起眼的小事；可是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它又是個多麽偉大的成就呀。更重要的是，就算伏生也料想不到他偷偷藏起來的那些書日後竟有這麽大的影響吧，他就只是憑著一股感覺，一股不忍之情，把那些書埋在磚土之中，再看著它們漸漸消失眼前，也不知日後自己身在何處，不知它們是否還能重見天日。但這一刻，他唯一要做也唯一能做的，就是讓這些前人的遺産避開秦火，期諸後人，交托歷史。鄭振鐸先生是位大藏書家，一生努力考掘中國俗文學史，編輯過的書刊不盡其數，翻譯了《國際歌》的歌詞，發明了“漫畫”一詞；可是就像止庵先生所說的，他畢生最大的成就或許還是在抗戰期間搶救文獻的艱難工作。



　　都已經是什麽時候了，人家要不是棄筆從戎，就是寫些鼓舞士氣的愛國文章，一生愛書如癡的鄭先生卻還在收書藏書。眼看國家將亡，同輩友人也多不瞭解他到底在幹什麽，覺得他無聊。可是鄭先生一方面看見許多珍稀古籍正不斷流入外人之手，覺得以後中國人竟要到了外國才看得見中國書是荒謬的奇恥；另一面則不斷目睹戰火之中被焚成紙片的文獻飛舞成灰；他如何不慌，如何不急？於是他放棄了自己的藏書計劃，轉而爲國收書。一開始他靠的是個人力量，和北方書商搶書，人家背後要不是財雄勢大的外國圖書館，就是正在搜尋各地方誌的日本人（鄭先生認爲這些日本人有戰略的野心，目的是規劃行軍路線和未來的長期統 治），他怎搶得過人家呢？有一回他在市面看到一堆好書，也不管阮囊羞澀，硬是全部要下，“時予實窘困甚，罄其囊，僅足此數，竟以一家十口之數月糧，作此一擲救書之豪舉，事後，每自詫少年之豪氣未衰也。……然予力有限，豈又能盡救之乎？戚戚於心，何時可已！每在亂書堆中救得一二稍可存者，然實類愚公之移山也。天下滔滔，挽狂瀾於既倒者複有誰人乎”？他後來才得到重慶方面的支援，大手入市，把當時中國圖書由南往北流的趨勢逆 轉過來，盡收民間一切有價值的珍本，爲文化存一絲命脈。



三



　　木心《同情中斷錄》的序言，就只是短短一句觸目驚心的話：“本集十篇，皆爲悼文，我曾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其實書亦何嘗不是如此，我曾擁有，我曾讀過的書，在我的生命中都只是行過而已；行過，走了，無所謂完成，亦無所謂終結。我悼念一批在書展中被偷走的書，也抱怨了一下有關人員善後工作的缺失。然後有朋友認爲我不該苛求于獻身文化事業的人，真正該受到譴責的是偷書賊。他說得對，但是我真正的意思是，這一切其實都無所謂了。藏書與藏書的失散，有時候真是不太重要的。鄭振鐸先生在抗戰炮火中不知失卻了多少私人藏書，其中“元版的書數部，明版的書二三百部”，而他醉心的清人文集收藏竟有“手稿數部，不曾刊行者也同歸於盡”。但他最介介於心的，不是數十年心血的淪亡，卻是對不起古人。



　　得到重慶政府資助，鄭先生雖有錢買書，但他的日子並不好過，爲避敵人耳目，有家不歸，老在朋友處挂單，身上永遠有一包換洗的貼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耳目永遠留意街角的陰影和背後突然響起的腳步。買書，要秘密地買；庋藏，要秘密地藏。等到把書偷運出去了，又要挂心戰火會不會波及海運的路線。儘管如此，他還是很滿足。“我甚至忘記了爲自己收書。我的不收書，恐怕是二十年來所未有的事。但因爲有大的目標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記得乾乾淨淨。我覺得國家在購求搜羅，和我們自己在購求搜羅沒有什麽不同”。所以自己的珍藏付之一炬固然可惜，但若有了更大的眼界，胸懷就不同了。相比之下，我不見了幾本書就實在算不得什麽了。坦白講，對於那趁亂在書展中竊去書本的人，我反而發不出什麽脾氣。不是因爲我覺得“雅賊”特別可以原諒，而是因爲我對他有點期盼。我猜他費這番周章，應該還不至於把贓物拿去當廢紙賣吧，我希望他能好好看看那些書。例如《胡適文存》，曾經啓蒙過我，後來束之高閣，隱蔽蒙塵；現在在他手上，又會帶給他些什麽呢？就算他不看，轉賣給舊書商，它也總有面對另一個讀者的一線生機吧。每一個人的藏書都是他暫時淤塞的淺灘汐湖，終有流出沖散的一天，終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本來就非我所有。那些注定沒有流傳價值的，就活該蒸發，回歸大氣。所以無意義的書，不妨盡成廢紙，且還有再用的價值，堪比器官捐贈。至於我所寶愛的那幾本失書，這就叫做回歸大海，被解放出去了，未必不可說是幸事。在我有限的見識與生命裏，它們行過，行過，如此而已。





記一次書緣



念中學的時候就聽過許定銘先生的大名了，知道他是香港少有的新文學時期作品收藏家，還爲它們一一寫下書話，好叫後人知道以前曾有如此佳果，至今不爛。那天乘著訪問之便，終於有機會上了他家看書，確是眼界大開。許先生和藹得很，又很熱情，藏書家的熱情。



　　他把剛到手的一整卷《文藝世紀》合訂本拿給我看，五十年代的香港左翼文學雜誌。隨意一翻，就見侶倫、曹聚仁和葉靈鳳熟悉的名字，還有知堂老人的文章呢。再翻，突然見到一個作者叫做阿南達?杜爾，寫了一篇《中國文學在印度尼西亞》。天呀，該不會是已故印尼大文豪Pramoedya Ananta Toer吧？



　　我有個習慣，每至一地旅行，必尋當地作家的作品來看。初遇杜爾，就是多年前在印尼某機場的書店。那時離他的書解禁之日子未遠，但印尼全國上下早已奉他如民族良心，一有新作，就幾十萬本地影印出來，地下流通。以一個異議作家而言，杜爾也算得上坐牢第一了，不只系獄或軟禁的年份夠長，甚至還因分別對抗日本、荷蘭與蘇哈托三朝政權而出入囚室數次。硬氣，肺也好，老是煙不離手，一把年紀才去是個奇迹了。可惜的是印尼人民很難過，覺得平白喪失一次得到諾貝爾獎的機會，因爲杜爾已不止一次和諾獎擦身而過。



　　他的文學成就有多大，李歐梵教授已在他處不厭其煩地再三陳辯，用不著我補充。還是說回那篇《中國文學在印度尼西亞》。根據杜爾，原來印尼最有名的中國故事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因爲印尼也有類似傳說，只不過背景不同，梁祝是民間創造，而印尼的故事卻是出自宮廷。杜爾不愧是左翼作家，有跨國界的“階級感情”，他似乎認爲來自中國的平民版梁祝要比印尼本土貴族貨還要受到當地人歡迎，乃至於連裏的印尼國樂甘美朗樂劇也把梁祝改成主要劇目！



　　這位“國際友人”爲中文的左傾刊物撰稿，難免要特別強調郭若、艾青、臧克家甚至《李有才板話》在印尼翻譯流布的情況。更叫人驚訝的，是魯迅《狂人日記》的印譯本竟是杜爾本人動手的，以前可從未聽說他會中文。除了魯迅，他選譯了賀敬之的《白毛女》，這就可惜了，一個一流作家跑去翻譯這種作品，不知是什麽心理什麽滋味呢？我邊看邊想，實在捉摸不透。



　　我就這麽站在許先生家裏如獲至寶地狠狠啃讀杜爾這篇短文，生怕記不住資料，幾乎連訪問都不想做了，電視臺導演一定覺得情形很不妙。好在我早說了，許先生既和藹又熱情，看我歡喜的模樣，就叫我別急。他回頭到另一個櫃子裏翻弄書刊，居然找出另一冊登了杜爾這小文章的《文藝世紀》，放在我的手上說要送我。哈哈！這下真爽，虧我是戲子，還裝了老半天不勝惶恐的樣子，才萬分勉強地 把它好好裝進書包。嘿，然後訪問又能做了，還做得特別好。





陳老師的病——《探幽途中》



滬上小遊，當然要拜見文壇大佬。幸蒙曾經迷倒不少大學才女，如今更見倜儻的孫甘露請飯，小寶大爺、沈宏非大爺、陸灝等俱在席上，你調侃我兩句，我揭你老底，一夕胡言，不在話下。但不知怎的，大夥慢慢都把損人的話招呼到一個人身上了，反正他也不大反抗，那人就是陳子善老師。



　　毛尖在《探幽途中》的代序《子善老師》裏說：“有時候真是懷疑，這些年一批批見天日的珍貴史料，真是魯迅真是張愛玲真是台靜農很多年前很多年前寫的嗎？爲什麽全中國這麽多人，就陳老師一個人看得出來？……說起來，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梁實秋、葉靈鳳、郭建英這些人，沒有一個是他的親戚，可他怎麽就比人家老婆孩子知道的事情還多呢？”那天夜裏，懷疑開始成了指控，有人問陳老師帶領的那個什麽現代文學史研究室其實是不是現代文學史“創作室”，還誇他和他的弟子們功夫好，學誰像誰，三不五時就又替張愛玲完成了 篇她本來也很想寫的“佚文”。於是我笑著問陳老師：“怎麽樣，最近又有什麽新發現？”



　　沒想到他竟然很正經地答道：“有篇張愛玲的東西，剛發在最新的《印刻》上了”，立刻我就啞了。見我玩笑開不下去了，毛尖迅速補位：“陳老師對學生很親切的，那些女孩子都去他家上課。到了他家又沒地方坐，陳老師只好被迫要她們坐在床邊。”一天夜訪陳老師那聞名的“梅川書舍”，我發現原來學生真的只能坐床邊，因爲滿屋子書，連一張好好的床都給書占得只剩許空格。



　　回到旅店，翻閱陳老師兩部新著《探幽途中》和《素描》的毛邊本，一邊裁一邊讀我一邊想，原來陳老師有病。



　　在文學研究全是理論天下的今天，陳子善幹的活格外不討好。當其他行家在努力讀懂嚇人的術語的時候，陳老師就會在圖書館裏泡舊報紙，一日一日地看，一頁一頁地翻。說好聽點，這叫做爲文學史鈎沈索隱添磚加瓦；有人瞧不起他，就說這叫怪僻，甚至無聊。但你真能說他的興趣是沒有意義的嗎？



　　我孤陋寡聞，是看了陳老師的書話之後，才曉得民國三大才子之一的吳興華原來這麽厲害，一生沒出過國，但“他在燕京大學的導師謝迪克（H Shedick）就曾表示，吳興華是他在燕大的學生中才華最高的一位，足以和他的另一位高足，美國文學批評大家哈羅德?布魯姆相匹敵”。陳子善不只善於發掘名作家的散佚作品，他更喜歡重新發現那些被冷落被遺忘的優秀作家，覺得這些人的作品不是不好，而是時運不濟，後人的偏見虧待了他們。例如陸小曼，在文學史上可說是臭名遠播，直到近年很紅火的電視劇《人間四月天》都還把她描述爲害死了徐志摩的狐狸；可陳老師偏要說她才高八斗，散文真切，評論有見地，一切誣言純屬傳傳統大男人中心思想做怪。他還帶點傻氣地說：“也許是偏見，如果非要在三者之中作一選擇，筆者是甯取陸小曼而棄張幼儀和林徽因的。”看來日後大夥又多一個笑話了：“陳子善？不就是那個喜歡陸小曼的傢夥嗎。”



　　爲什麽我覺得陳子善的工作很重要，你從我是個香港人的角度理解就行了。在《王家衛的文學老師》裏面，陳子善向大陸讀者熱烈推介劉以鬯，說他當年在上海辦出版社，來香港主編《香港文 學》的功勞，更稱他的《酒徒》真正是“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對我們喜歡文學的香港人來說，這或許是老生常談了。但內地知道劉以鬯的人有多少呢？從前在還沒接觸到港臺文壇的時候，很多人甚至以爲比《酒徒》晚了二十年的王蒙《蝴蝶》才是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呢。你說陳老師這篇文章是不是替我們香港文壇洗冤呢？且想象你是個活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北京的“海歸”學人，溫源甯自然是你這圈子裏聞名的大人物，知道他的作品根本是種常識。要是發現數十年後原來已沒人聽過這號人物，你又會作何感想呢？



　　雖然陳子善不愛碰理論，但他這種看似瑣碎的細活卻往往起到了比理論還厲害的啓發作用，因爲他正在不斷地帶領我們重新發現新大陸，而每一趟發現都能引來自省：忽視劉以鬯是不是中原中心的偏見？歧視陸小曼是不是大男人主義的錯？不想碰“漢奸”胡蘭成是不是我們搞混了政治與文學？



　　陳老師的病，是文學材料饑渴症，起於無書可讀的運動年代。照他的自述，那時凡是禁書都壞不到哪里去，所以他有了不輕信傳統偏見的習慣，再不受主流重視的東西都要拿來看上一眼。又由於禁書總是要費一番力氣去尋覓的，所以他練就了一身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本事。難怪當年內地門禁才開，他就迅速和港臺接了軌，兩個島嶼的一切對他來講都和以前的禁書一樣，是被埋沒了的寶。半生埋藏故紙堆中，他的心胸卻是最開闊的。對著這種人，我們自歎不如，只好常常取笑他的傻勁，他也不在意，總跟著我們笑。





一個編輯的藏品——《東寫西讀》



其實報刊編輯和作者沒有分別，他們都是作家；如果真有什麽不同的話，差別或許就在於作者用鍵盤和筆書寫，而編輯則利用作者來替自己書寫。一個編輯用不著自己動筆，他只需調動不同的作者，開發他們的潛能，形塑他們的風格，再組合並裝成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作品。當然我們可以爭辯，作者創作如臂使指，手到心到；編輯就沒有這份控制作品的能力了，他不可能完全掌握每一個作者要寫的東西。所以編輯的作品永遠是不完整的，它永遠失控。然而，又有哪一個作者真能達到令每一字都處在自己嚴密藍圖之中，恰如其分剛好到位的地步呢？如果一本雜誌就是一個編輯的作品，那麽好雜誌就應該要風格鮮明氣息強烈了，讓人一看就感到在這蕓蕓作者的背後，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其手藝搶眼，令人無法視而不見。



　　近幾年大陸蕓蕓文化刊物之中，編輯的作家性格最突出的就是《萬象》了。很多人說它“海派”、“小資”，比起北京的《讀書》多了幾分閑情，多了幾分舊時顔色，更多了故事。其作者有現成名家如董橋、黃裳、邁克、林行止、劉紹銘和舒國治，也有許多在這裏頭養出來的新秀像愷蒂、毛尖和娜斯；但不論成名與否，是老或少，大家都出奇地協調，合作釀出了一股濃淡有致的清雅韻味。這本雜誌背後的作家叫做陸灝，有“滬上美男子，當代邵洵美”之稱，可是《萬象》沒有他的玉照，甚至看不見他的署名，更別提什麽編者前言或後記了，實在是低調得很有性格的編輯。他剛離開自己一手創辦的《萬象》，轉眼就出了一本雅致的小集《東寫西讀》。一個慣於躲在幕後的編輯要是親自下筆，會寫出什麽樣的東西呢？一打開《東寫西讀》就見引文，陸灝放在書裏的第一篇文章是《讀〈容安館劄記〉》。《容安館劄記》是現代中國作者中最擅長引經據典、摘字取詞的錢鍾書的晚年筆記，全書除了引文還是引文。我以前少不更事，覺得錢先生只不過博學，總是東抄西抄，沒甚麽自己見解。後來我才理解這樣的書最難寫，雖旁徵博引，卻環環相扣，讓不同的文章和書籍在自己書出來的範圍裏相互發明相互碰撞。就像一個指揮正在駕禦龐大的管弦樂團一樣，你能說一個指揮不玩樂器就不算音樂家嗎？整個樂團就是他的樂器。



　　陸灝這本集子也是他的讀書劄記，記的都是他讀到的有趣故事。例如其中一篇提到一類喜歡毀書的讀書人（專有名詞叫Biblioclast），佼佼者是達爾文，喜歡把一本厚書撕成兩半，放進外套上的兩個口袋，“認爲這樣方便攜帶”。大詩人華茲華斯要是進了朋友的書房，“就好像把狗熊放進了鬱金香花園，他會用一把滿是牛油的刀，裁開一本伯克的著作，以致書中每一頁都留下油漬”。同是詩家，雪萊的行動就詩意得多了。他喜歡摺紙船，每見池塘，必從書中撕下幾頁摺成小船下水，看它們浮游徜徉。



　　我想起二十世紀德國大思想家本雅明，他一生癡迷收藏，不只寫過許多談收藏的文章，還爲了藏書的嗜好犯窮。其最大心願就是要“寫一本完全由引文組成的書”，早逝的他當然成就不了這等偉大的宏圖，唯錢先生庶幾近之。至於年輕的陸灝，來日方長，不妨繼續革命，這種寫書的態度很像一個編輯，問題是它有意思嗎？也是本雅明的話，碎屑散漫的收藏集合起來會産生“新的巨集發性關係”，引述回來的故事也會爆發意想不到的力量。在《舉人算得了什麽》一文裏，陸灝先講了一堆民國學人的逸聞趣事，最後終於說到“文革”：“聽朋友說，文革中造反派找王瑤先生訓話，不知什麽原因，造反派就要動手打他。王先生一邊繞著桌子逃，一邊哀求：大王饒命！”。此情此景，當然可笑，但它爆發出來的那股 力量欲又不是“笑話”二字可以道盡的了。





壯哉萬聖



幾天前才談到，現下要禁書可不容易了，不止盜版橫行，連正當的出版商和書店也都各有神通，懂得用法律的盾牌與法外的渠道左右周旋。沒想到過不了數日，我就差點在北京目睹了一幕禁 書秀。地點是北大附近的萬聖書園，主角是老闆劉蘇裏夫婦。聽他倆說，那一天我要是早點到就能夠趕上了，臺灣出版界名人郝明義先生看了一下午，頻呼過癮長見識，讓我很羡慕。原來今年（2007年）是“反右”五十周年，幾位文化管理執法人員上了萬聖書園，硬要沒收一本談反右歷史的書。劉老闆夫婦倆什麽場面沒見過，這麽多年以來，哪一個“主管單位”的人都曉得到了這個知 識分子聖地得客客氣氣，好言相勸，不可硬幹。偏偏這些執法人 員平常大概捉慣了“小姐”據說卡拉OK和書店都是“文件事業”， 屬於這批執法人員的管理範圍，沒有闖書局的經驗，於是一上來就要拿營業執照（類似香港警察去夜場“查牌”）。結果惹毛了劉老闆，雙方鬧得不可開交，最後要出動當地官員調解……。



　　說起來劉老闆也是個京城聞人，經歷了八十年代的風起雲湧，九十年代初劉蘇裏在京開書店讓青年學子走向世界。由於他的背景獨特，有些搞“修憲”維權的就喜歡聚到萬聖的加啡店裏聊天，據說很令“有關部門”注意。其實這真是誤會，劉蘇裏不涉政事久矣，他現在專心老實做生意，一門心思全在書店上。於是萬聖書園就成了北京最好的人文學術書店，不止附近的教授學生喜歡光顧，連我這等遊客每回去了北京也一定要去報到。你可別以爲它像臺灣的誠品，咖啡店裏充滿了精致的擺設優雅的桌椅，空氣中還有高級的樂聲。不，劉太太很強調他們拒絕“小資”，一切以平實爲尚。最誇張的是他們偶而還會客氣請走霸著座位喁喁談情的情侶，因爲“這是一個給人討論問題交流思想的地方”。萬聖到底好在什麽地方？簡單地講，就是我從來沒在那裏找不到自己要找的書。儘管以大陸標準而言，它的地方不大。但是很奇怪，它擺出來的書恰巧就是我想看的；而我不想看的，卻一本也見不著。不像好些超級書城，你略過垃圾的時間要比真正看書的時間還多。而且不只我有這種感覺，北京“圈子裏”的朋友人人都有同感。要做到這點真是不容易。在萬聖，任何一本書想要進門都得經過三重審核，不入流的根本上不了架。何謂不入流？爲免得罪人，名字我就不說了，總之某些聲震神州的文化大師全集，和包賺不賠的全國暢銷書就不是他們的那杯茶。不看面子不 講關係，任你是大發行商在出版社，東西不行就是不行，憑什麽你出過一百本好書那第一百零一本就一定好呢？難免有出版商給紅包推書上暢銷榜，也難免有人打電話來詢問爲什麽自己的傑作你們不懂得欣賞；更有不識時務的作者在店裏吵鬧，不滿書的位置不夠當眼。你把我們劉老闆當是什麽人啦？他連執法大隊的面子都不給，何況你這臭老九？劉蘇裏說他有回火了，結果就大罵一個恬不知恥的傢夥：“這麽次的書，還好意思叫人賣？”





十年進一步



想要認識香港的獨立出版社“進一步”，你可以從它的朋友開始，也就是所謂的“進一步之友”。有一天，人稱“江總”的“進一步”總編輯江瓊珠很高興地通知我：“恭喜你，我們的股東一致決定，正式接納你成爲’進一步之友‘。”聽她的語氣，似乎這是天大的恩典。可是我早就從古瓊詩和呂大樂那裏瞭解到了“進一步之友”的真相，知道這絕對不是什麽划算的事。就拿呂大樂來說吧，他替“進一步”寫書，不只拿不到分毫版稅，甚至還要出一筆“贊助 費”。意思就是你出書的成本得由你自己負擔，萬一（只是萬一）書賣得不錯，竟然賺錢，那麽這筆錢就該捐給“進一步”。你先別問這是爲什麽，我還沒講完呢。



　　據說有一次百事纏身的呂大教授遲交書稿，只是遲了一天，江總就電告他：“由於你沒有按時交稿，導致我們損失慘重，所以我們一致決定你要繳交罰款，以作賠償”。雖然呂教授位居學院廳堂，薪高糧准，但他平日奉公守法，實在沒有隨時交罰金的預備，於是他只好以實物代替現金。沒多久，“進一步”的辦公室就多了一座挺巨大的冰箱，上面貼了一張紙，寫著“呂大樂敬贈”。這就叫做“進一步之友”了。不要以爲“進一步”是個專門坑害友 好的層壓式詐騙傳銷機構，他們的股東不只嚴以律人，自己也很交足貨。



　　爲了慶賀“進一步”成立十周年而不倒之喜，他們不只在2007年一口氣推出了“一步十年”系列的十本小書，還在相當高尚的中環SOHO區找了家法國餐館祝捷。這天晚上除了十本書的作者，莊陳友社長暨全體股東，座中還有我等一衆“進一步之友”，全場任食任飲，豪到你唔信。請吃飯的是大導演邱禮濤，在港片“濫拍王”雅號的背後，他真正的身份其實是“進一步”股東。請喝酒的是梁柏康，平常拿藥房東主的職業做掩飾，實際上也是熱衷各項示威集會的“進一步”股東。這兩人不得了，平常再忙，也不忘“進一步”進步大業，隨傳隨到，花錢如流水。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這都不是一家應該捱得了十年的出版 社。我想不出什麽精確簡潔的解釋；答案，或許就在“一步十年”這套書裏。平常圈裏人談起這家獨立出版社，想起的就是它很“關心社會”，愛出一些其他人不大願出的書，胸懷天下，鼓吹運動。果然，“一步十年”本本硬橋硬馬，絕無廢話，沒有無病呻吟，更不講市場噱頭，一派孤身走我路的風範。就算其中有個人感懷，那也是鐵漢柔情。看張炳良指點江山，在《管治香港的難題》裏痛思回歸十年路，身在行政會議，心是學人本色。再看許迪鏘《老師沒有告訴我，我也無從告訴學生的歷史與文學片斷及其思考》，他開宗明義地說自己從小的志願就是當老師，至今不悔，這等豪言現在又有誰吐得出口？更厲害的是這十本書裏起碼有七本可以算作社運見證，從七十年代的女工夜校到內地民工的劫後餘生，由轟動一時的保釣和艇戶上岸，直到方興未艾的獨立媒體，加起來簡直就是“四代香港社運人”的故事（正好呂大樂也貢獻了一本《四代香港人》）。我總是不厭其煩地告訴內地媒體，如果今天香港有任何值得他們稱羨的好處，那都是香港人自己爭取回來的。這套書就是這個爭取過程的側記與見證了。爲什麽“進一步之友”老是引頸就戮？爲什麽“進一步”股東總是開開心心地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爲什麽“進一步”還撐得下去？理由在於它本身就是一場社會運動，參與者有理想有熱情，但又足夠成熟寬容，始終相信大夥縱有分歧卻還是道上的同志。遇到風浪，就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彼此扶上一把。飯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很多人批評香港社運成果不彰力量不大，但請回首來時路，其程何以道裏計？我們又豈能妄自菲薄？才走了十年，前路正是漫漫。





左派老闆



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出版社老闆。把公司設在吉隆坡市內的中産住宅區，太陽之下，一幢平房，幾棵果樹，悠閒得沒有一點做生意的意思，但是馬來西亞華人圈子裏的社運搞手和進步知識份子還是管他叫“老闆”。於是我們來到了“老闆”的基地，推開紗門，換了拖鞋，一走進去就聽到他說：“先等一下，我得先安排好這位朋友的事”，然後他就繼續和他的菲律賓朋友交談。原來這菲律賓人曾是菲共遊擊隊員，出獄之後雖然放下了機槍，從事性質和平的社會運動，但菲國政府還是不放過他。比方說這回他從香港串運歸來，入不了菲律賓國境，只好取道馬來西亞，找“老闆”幫忙。“老闆”要安排的就是他秘密歸國的路線了。沒錯，這真是一家出版社，滿房子的書和坐在地上正在包書 籍的工人完全能夠證明這一點。只不過“老闆”張永新不是普通人，五十九歲的年紀了，仍然充滿年輕人的氣息，一副高大但瘦削的身架閒散地放在木椅上，說話的時候一邊用腳輕踢地上的拖鞋，一邊晃動夾著香煙的右手。我聽他說故事：“坐牢很好玩的，五湖四海來的都是政治犯，大家每天讀書討論，不知學到多少東西。我坐了八年，出去的時候還覺得時間不夠用。”



　　難道坐牢不苦嗎？“最要緊的是專心，不要想外面的事。如果你天天念著外頭，日子自然很難過。可是你若是用心坐牢，好好學習，時間就會過得很快。我換了三次拘留營，出來之後才發現原來已經八年了”。然後他又解釋：“我們不是一般作奸犯科的罪犯，他們能拿我們怎樣？至於吃，反正我本來就窮，牢裏的飯比我以前吃的還要好。”



　　“老闆”原名張永新，他這家出版社叫做“策略資訊研究中心”，不只自行出了一批另類的好書，還是各國左翼出版社的大馬代理（我在他的貨架上就看到印尼翻譯的阿爾杜塞《保衛馬克思》）。雖然他在五十歲那年才轉行做書，雖然馬來西亞的政治氣氛很不妙，但還是給張老闆找到了一條生路，如此一家小型出版社居然愈做愈興旺。他想到一種“微型的全球化貿易”，串連了幾個國家的左翼出版商（例如英國的Zed books），一齊推出大家同感興趣的書目，然後你這裏賣幾百本，我那裏賣幾百本，環球一圈繞下來就是幾千本了。原本沒什麽市場的另類書籍這下子不只有機會面市，甚至還能爲這些出版社帶來滿足理想之外的金錢報答。爲什麽出版社的名字是“策略資訊研究中心”呢？那是“老闆”的終極理想，賺了錢之後要贊助學者研究馬來西亞政治、社會和文化各方面的問題，爲社會運動奠下堅實基礎。他說：“其實也不用太多錢，我會找那些退了休的學者，一來他們有退休金，可以養活自己有餘；二來他們也不用再受政府的限制，能夠研究敏感的課題。”他輕鬆愉快地說了一句：“人總要做點有意義的事，對不對？這樣子才快樂。”其實他這間小房子老早就是個中心了。



　　同行的朋友也曾當過“問題學生”，他們在“老闆”還沒開業之前就來這地方混，關心社會策劃行動，夜了就橫七豎八地睡滿一地。“老闆”的院子停了一輛紅色的生銹破車，就在其中一棵果樹蔭下。朋友還記得：“這車早該報廢。有一次我們逃離示威現場，警察追得很緊。就是它，居然在一段上坡路死火。結果害得我們全部被捕。”不怕，張老闆今非昔比，他搞左翼串連搞得風生水起，如今換了一輛Volvo，恐怕就連載人越境都沒問題了。



喧囂城市裏的孤獨



我們很容易就會感到羅志華的死其實是一個象徵；象徵我們的過去；如果不幸的話，甚至象徵我們的未來。一個結業書店的老闆，後來已經走到了連移動電話費都付不起的地步，大年二十八獨自在擁擠狹小的貨倉清理藏貨，被意外墜下的書籍層層疊疊地壓住，死去。幾天之後，開始有臭味傳出，但左右鄰戶尚不能確定它的來源。再過十天，氣味漸濃，才有人破門而入，發現他的遺體埋在書堆之下。



　　朋友立刻想起了捷克作家赫拉巴爾的《過於喧囂的孤獨》，我們都很喜歡的一本小說。主角是個處理廢紙的工人，在十五年來每天要壓毀無數書籍文獻，外表肮髒的他竟然在這三十五年裏飽覽群書，遍讀遭到極權政府禁制的經典，成了一個學問極大的人。他最後的結局是走進壓紙機裏，抱著心愛的詩集，讓機器裏的沈重書籍漸漸壓斷自己的肋骨……



　　我們的二樓書店。那個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逛書店的路線圖，到了港島，灣仔的“青文”一定是核心。我後來也沒再見過這樣的店了，馬國明開的“曙光”專售英文書，與後期由羅志華主理的“青文”共同佔據巴路士街樓上的一個狹小單位，一間書店其實是兩間書店。一開始我總是光顧“青文”，“曙光”看看就好，英文書我還買不起。而“青文”曾經是詩集最多的一家店，店面雖小，文學書的種類倒是很齊全。這些書後來一直沒怎麽動過， 十年，二十年，它們還在。店面成了貨倉，乃一家書店開始朽壞的迹象。漸漸地，我一進門就往“曙光”的方向走，總是抱了一堆書出來才覺得內疚，好像有責任要幫羅志華買點書，不管是否重復，不管是否喜歡，我還是得捎走幾本書才好。現在的“二樓書店”只是名詞，真正的樓上書店甚至已經搬上十一樓了。



　　我們的八十年代。那個時候大陸文化熱，金觀濤的“走向未來”與甘陽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兩大叢刊書系不只衝擊了整片神州大地，也讓我們香港讀書人看到了一絲希望。而臺灣正是解嚴前後，各種思潮風起雲湧，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方興未艾，民進党還是股青春的民主進步力量；當年的臺灣出版物記錄了這一切，總是叫我們大開眼界。至於香港，新左餘威猶在，“新文化人”與年輕的本土學人正吹著歐陸風、福柯、羅蘭?巴特、阿爾杜塞乃至於後現代主義一股腦地進佔了主流報刊的專欄角落。“青文”是這三種勢力的匯流地，去“青文”和“曙光”打書釘，簡直是進步知識份子的身份標識。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十年的新啓蒙運動終止於八十年代末，陳水扁的執政束縛了臺灣的民間力量。香港？“新文化人”都轉行了，曾經是華文世界第一本福柯專論作者的邵國華跑去開辦流行少年雜誌《Yes》。



　　我們的文人出版。“青文”人不多的時候，羅志華就在收銀機旁編書校對。他出版了今天紅得發紫的陳雲回港後第一本專欄文集，出版了遊靜、陳冠中、丘世文、羅貴祥……叢書的名字很有氣魄，叫做“文化視野”。每次見他，他都說“最近實在太忙了”。如此細小的生意，小到我不知該不該叫它做生意，究竟有什麽好忙的呢？可是看起來他又真的很忙，永遠坐在收銀機旁吃盒飯一副動彈不得的模樣。只有一次，他問我有沒有空去樓下吃飯，但那天輪到我忙了，我趕著去錄電視節目。某天，我看見他正在大量影印著什麽，竟然是一本詩刊--“反正賣不了多少，還不如自己影印，每期出個二三百本，賣完就算。如果還有人要，我就現場再印一份給他”，他說。



　　太多太多的象徵意義，象徵太多太多的孤獨與失落。我寧願記住一些具體的個人的事，但又不敢。



　　“青文”的最後一天，馬家輝來電，叫我去幫忙關門收檔，我又要錄節目，去不成。後來再聽見羅志華的消息，是朋友從他的貨倉那裏買來一套書贈我。呀，竟是中國美術史權威高居瀚（James Cahill）的《氣勢撼人》與《隔江山色》中譯本，硬盒精裝，插圖印得比英文原版還精美。我第一次在“青文”看見這套書是八十年代，雖然一見就喜歡，但一個窮中學生又怎買得起呢？只好由它消失。十多年後，它居然神奇地出現在羅志華座位後的櫥子上了，很高很沈……原來他見無人幫襯，就收了起來，最近才又重新搬回來碰碰運氣。我有錢買，卻又嫌重，遂請他替我留著。留著、留著，我一直沒有去取。



　　朋友知道我喜歡，在他的貨倉閒逛時看見了就說要買。羅志華就對他說：“這套書我本來要留給梁文道的，也不知道他什麽時候過來拿。這樣子吧，你就先買，我立刻再訂。”後來我還怪朋友爲什麽不說穿，省得羅志華再訂，難道我真得去多買一套嗎？



　　知道羅志華的死訊之後，我努力地抑止自己，要自己別去想他死的過程。他是清醒的嗎？他是立刻窒息？還是在不得動彈的情況下等待了幾天幾夜？我好怕好怕，我好怕那堆書裏有兩本巨大沈重的《氣勢撼人》與《隔江山色》。羅志華，你真的爲我再訂了那兩本書嗎？羅志華，我該什麽時候過來取書？





出版是門手工業



我們今天身處的這個時代，或許是人類史上第一個由不讀書的人去統治其他人的時代。知識，甚至文字，在很長的時間裏都是權力階級的特權，古老的祭司，後起的王權，莫不以此爲後盾，操縱不可使知之的百姓。然而，看看我們的身邊，我們的社會，尤其是香港；從企業高層、政府領袖到傳媒大亨等一切實際操控大家命運的人，這裏頭有多少人看書呢？我指的看書，要求並不高，一年十本就夠了；但這些每天決定著社會未來走向的人裏頭可有一半人能達到這個要求嗎？我懷疑。本來這也不是問題，因爲書籍早就不再是知識的唯一來源了；何況任何人也都不該懷念那個知識精英壟斷權力的年頭，更不應期盼它的再臨。知識不再被過分地吹捧，知識人不再理所當然地備受尊崇，這都是好事，我沒有任何意見。老牌出版社博益關門了，理由不是它不賺錢，而是它賺的錢不夠多。對它背後的集團來講，養一批人做不大賺錢的生意很不合乎成本效益，在賬目上就更不好看了，所以結束它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美國的重量級作家烏蘇拉?勒奎恩（Ursula K. Guin）在最新的一期的《哈潑》雜誌（ Harpers，February
2008）上呼籲所有掌控出版社的那些大集團：“放我們一馬吧。”她首先指出，許多歷史悠久的出版社如今都一一落入像梅鐸這樣的大亨手中；他們收購出版 社，是因爲他們相信出版還是一個能賺錢的行業。近年最佳的例子莫過於《哈利?波特》和《達芬奇密碼》，但問題是全球每天出 版近四千種新書，有幾本《哈利?波特》和《達芬奇密碼》呢？當一個主管衆多生意衆多媒體的老闆發現屬下一間出版社幹了幾年都幹不出《哈利?波特》，他一定會覺得這是門不好做的買賣，然後就會壓縮他們，甚至要他們結業。勒奎恩的意見很簡單：你們不喜歡讀書，我們喜歡。你們不喜歡這門生意無所謂，別再搞出版就行了。就讓我們這些既喜歡書又不怕白費力氣的人，自己寫書自己賣書自己買書好了，你們就別再到處收購出版社更別再自辦出版社行嗎？我不能完全同意勒奎恩的有趣主張，可是我覺得她的話隱約指出了一個不合時宜但卻非常正確的現實。



　　今天人人都談文化創意産業，覺得這真是個點石成金的好買賣，只要有一點不知打哪里來的創意，就能變出天文數字般的財富。於是大家都忘了，所謂文化産業，它的本質其實只不過是非常土氣非常卑微的手工業罷了。許多大型時裝品牌都會推出一些設計一般、大量生産的鏡框，加上個商標，就突然變身爲名牌高檔貨了。不過講究眼鏡的人都曉得，在眼鏡的世界裏，真正站在頂峰的其實是些傳統得不能再傳統的手工小作坊。例如日本的泰八郎，不開分號，不加入連鎖集團，不假手於外包工廠，就他一個老頭每天在那裏磨膠版，一年只做不過千副眼鏡，賣完就算。香港是有很多顧客排隊下訂金，但香港絕不會有人想做泰八郎。



　　出版難道不也是種手工業嗎？就算大牌如北京三聯，靠的豈不也就是一幫優秀的作者和眼光獨到又專注勤懇的老編輯嗎？這麽大的事業，其骨幹不外乎一群身具“手藝”的人才，用做女紅的方法一針一線地把一本本書製作出來。即便如此，三聯依然不是一家擁有可觀利潤的企業（相較於其他行業）。賣書的利潤很微薄，被譽爲臺灣地標的“誠品書店”至今仍在收支平衡的紅線上下浮沈，於是這個行業就會出現各種各樣層層盤剝的怪現象。



　　關於這點，我有切身體會。我和朋友搞了家小出版社，雖說是自娛自樂，但也不想虧掉老本。於是夥伴常常就得勤奮地自己跑書店，看看自己出的書行情如何，問問店家銷售的數位怎麽樣，好有資訊做根據以決定應該重印些什麽書。可是有間新加坡開過來的連鎖書店就是不肯給我們這必要的數位，照他們的講法，“只要有一天你們的書還在架上，我們就絕對不會告訴你，你們的書到底賣出多少”。理論上說，他們只需永遠在架上保住一本我們的書，就直到世界末日都用不著“交數”了！這其實是司空見慣的“拖數”老招，只是他們店不大怕小出版。看起來很有品位很愛書的業者也是如此，更不消提那些不好書本只求數位的大集團了。爲什麽“博益”結業，背後的老闆可以不釋回版權給作者，自己不出書了不讓其他人出呢？我覺得這還不是什麽深層利益計算的結果，而是非常簡單非常表面地不拿作者當回事。人家做的是産業，不是什麽手工業；既然如此，那些手工藝人又有幾斤幾兩 呢？所以他們也可以毫不吝嗇地銷毀所有庫存，既不賤賣，也不捐贈，因爲他們的眼裏沒有書。想想看，捐贈也好賤賣也好，這可都得耗用人力的。而一個真正做手工的人是不可能不愛自家出品的，就像泰八郎，假如純粹爲了賺錢，假如不是真心喜愛眼鏡，他能數十年如一日地這麽做下來嗎？



同代詩人的悲哀——《齋書話》



陳智德是我的同代人，他是我中學六年級的同學，那時就知道他既玩音樂也同時寫詩。當年（一九八九年），他已經得過青年文學獎，寫過一些非常出色的詩，有些句子我至今記得。



　　中學總是愚蠢的，唯一令人興奮的就是放學。智德會帶我這個從沙田出來的新界仔去逐一拜訪旺角的樓上書店。他每次都是毫不猶豫地走向屬於文學的角落，找出一些詩集，站在書店裏逐行指給我看，有時候甚至輕聲念給我聽。陳智德是我的新詩老師，教我認識了楊牧、商禽和我們香港人的也斯。



　　可惜我不是個好學生。那個年代還沒有VCD和DVD，更沒
有互聯網，大家家裏用的是錄影機。如果想看色情電影，尤其是硬的那種，我們就要透過錄影帶，那叫做“鹹帶”。旺角真是個奇妙的地方，有最密集的書店，也聚了最多的“鹹帶鋪”。爲了怕警察便裝突擊，鹹帶鋪有自己一套交易方式，總是讓客人透過相片選擇喜歡的片子，再叫你離開半小時，然後他們從不知埋藏在何處的貨倉把帶子取來，你再鬼鬼祟祟地回去一手交錢一手取貨。



　　每回光顧鹹帶鋪，我在那焦急的半小時裏都會去附近的書店等待，往往就遇上了智德。他很高興地與我分享新近出版的好書，渾然不覺我的心不在焉。時候一到，我就極不自然地會消失，說自己有點急事，過了半晌，才又重新出現。我想他一直都不知道我在那些奇異的二十分鐘裏幹了什麽事。



　　從那時起，我就明白我們雖是朋友，但會走上不同的道路。果然，2六年我倆雖各自出版了一本書話集，可是內容與風格完全迥異。相比之下，我更喜歡陳智德的《愔齋書話》，羅維明設計的封面樸素淡雅，沒有時興的作者肖像，不張揚不誇大，一如書名裏的“愔”字，沖淡平和。他的寫作態度亦然，且引作者自己在“前記”裏的說法：“我所欣賞的書話來往於知識和藝術表現之間，有一點自由散漫的氣度，寫書話的人不會趕讀衆人喜歡的書、附和流行的意見，不以書本等同資料或教材。”



　　談香港文學爲主的《愔齋書話》何只不趕潮流，簡直是在拾破爛。陳智德除了是位詩人，也致力於研究香港新詩的歷史，考掘失落的片段，搜尋絕版的書籍刊物，這十年來可謂費煞苦心。看他這本書話，最有意思的就是他提及的許多詩刊如《秋螢》、《九分壹》和文化雜誌如《工作室》與《越界》等，看起來其實一點也不古老，皆是我曾讀過甚至參與過的，哪算得上歷史。但再細心一想，才醒悟到原來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俱已過去，我們這一代人竟在不知不覺間漸漸成了上一代。如果不是有心人刻意收藏記錄，它們又怎能不淹滅？這等刊物書籍正如近二十年來蓋起的樓房，根本不入刻意求古者的法眼，也不會有人起意保留。智德難得的地方，就在於他不只是一頭栽進報紙堆，還時時以爲歷史存證的眼光看眼前的一切物事，就像看著當下身邊的建築卻遙想它五十年後的光景。故此，他筆下總有一股歷史的溫情。



　　訪問藏書家許定銘的時候，他說藏書是爲了寫書話，書話寫好了也就盡到責任，書也就可以散去，再漂流到另一人手。智德書話亦然：“藏書是生活的另一面相，書話是讀書和覓書的歷程，二者同樣漫長，但藏書終必散盡，留下的是一則又一則書話。”或許有人會質疑，凡是絕版的書埋沒的人豈不都是歷史淘汰的殘餘？智德在述介葉輝《新詩地圖私繪本》時這樣說：“香港新詩不 論在任何時代，都擁有最多最無名的詩人，或者說在香港寫詩，就幾乎自動成爲無名詩人”。這是我同代詩人之哀，必有此哀，方有《愔齋書話》。且存鴻爪於後，憑人自辯。





叫他們去聞自己的穢物



聽說喬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先生仍然健在，應該有九十多歲了吧，這位巴黎“莎士比亞書店”的老闆。前兩年我還在一部紀錄片裏看見他對兩個女孩示範自己理髮的方法：點燃一根蠟燭，然後把它湊近頭頂，燒一陣子，再不慌不忙地用手拍熄頭髮上的烈焰。



　　他這家店已經成爲巴黎的地標了，讀書人去了巴黎可以不逛鐵塔，但不能不去一趟“莎士比亞”。假如你是個年輕而貧窮的作家，覺得有朝一日必成大器，還可以去他那裏短住，就睡在二樓的書架旁邊搭起來的小床上。不用付費，只要幫他打雜（同時忍受他的怪脾氣）。此外，他還提供早餐，你則必須留下照片和作品；也許你有天會真的成名，他的書店就多了一項活見證了。



　　現在實際營運“莎士比亞”的，其實是他那年輕迷人的女兒畢奇（Sylvia Beach Whitman）。光看這名字，就知道惠特曼先生多麽崇拜上一代的畢奇，又是多麽地希望自己創辦的這家書店能夠接得上老“莎士比亞”的榮光。



　　那當然，早在一九四一年結業的那一家“莎士比亞”根本就不是個賣書的地方，它是現代主義的震央，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産房。且看看當年那位老闆雪維兒?畢奇（Sylvia Beach）的顧客名單：紀德、莫杭、龐德、曼?雷、艾略特、梵樂希、拉爾博、海明威、阿拉貢、喬伊斯、安塞爾、葛楚斯坦、費茲傑拉德、艾森斯坦……他們在這裏看書、聊天、抽煙、朗誦、辦公，甚至在無聊的時候走進來看看自己今天會碰到誰。於是畢奇多了一項奇特的新業務，就是幫人收發郵件和電報，因爲許多寄居巴黎的文人乾脆把“劇院街.莎士比亞書店”當作自己的通信地址。



　　然而，真正令到“莎士比亞”名垂千古的還是出版。畢奇推卻了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把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轉介給人；可是，她出版了《尤利西斯》。她怎樣全心全力地協助喬伊斯，怎樣讓這部文學史上的巨塔突破重重限制進入市場的故事，要知道的人早都知道了，不知道的人就該好好看看她的回憶錄《莎士比亞書店》。



　　不知道爲甚麽這本出了半世紀的老書要等到今天才有中文版，難道是裏頭的故事不精采嗎？ 看看達達主義大詩人阿拉貢，他和其他人一樣，迷上了畢奇美麗的妹妹；但是他上一個愛慕的物件是埃及豔後的木乃伊。



　　這本回憶錄最有意思的還不是一大堆著名文人的奇聞異行，而是它們都過度符合大家對這些人的既有印象，典型得不得了：阿拉貢果然是這麽地超現實，薩提果然是這麽地冷靜節制，而且不論晴天雨天總要帶一把傘上街。至於費茲傑拉德，就和傳說一樣地揮霍。“總是把錢放在他們住家大廳裏的盤子上，如此一來，那些要來結賬或者要小費的人就可以自己動手拿錢”。



　　葉芝一如既往地扶掖後進，他是最早爲《尤利西斯》下訂單的顧客之一。他的愛爾蘭同鄉蕭伯納就是蕭伯納，當大家都以爲一向支援言論自由的他必定也會贊助這本禁書時，他卻回信給畢奇：“當《尤利西斯》連載刊登出來的時候，我就讀過了一部份。它以令人厭惡的方式記載了一個噁心的文明階段，不過裏面寫的都是實話。我還真想派一隊人馬去包圍都柏林，特別是包圍城裏面十五到三十歲的男性，強逼他們看這本充斥著髒話以及胡思亂想的嘲笑與淫穢之作。……我在二十歲之際抛開這一切逃到英國；四十年後的今天，我透過喬伊斯先生的書知道都柏林還是老樣子，年輕人還是跟一八七○年代一樣，滿嘴說著鄉巴佬的流氓混話”。“在愛爾蘭，人們把貓弄乾淨的方式是壓著他的鼻子去聞他自己的穢物。我想喬伊斯先生也是想要用同樣的方式把人弄乾淨吧。我希望這本書能大賣。”可他自己就敬謝不敏了。





一家書店被海明威解放了——《莎士比亞書店》



《莎士比亞書店》不是雪維兒?畢奇的自傳，它的結尾也是莎士比亞書店的尾聲。可是就算到了末日，它仍然是傳奇。



　　二戰爆發，德軍入城，畢奇那些說英語的朋友多半遊回老家，而說法語的那幫則全部成了地下反抗軍。一開始書店還在營業，直到有一天，一位德國軍官走進來指名要買喬伊斯的《芬尼根守靈記》（多高的“品味”呀，就和我們印象中的納粹一樣，就算滿手血腥照樣可以彈一手漂亮的貝多芬）。可是畢奇不賣，她說店裏只剩一本了。於是這位軍官火了，聲言要帶人來充公整家店的東西。最後畢奇進了集中營。



　　1944年8月尾，盟軍快要打進巴黎，畢奇也早被釋放，那陣子她還回到了劇院街。26號那天，一輛吉普車停在書店門口，畢奇聽見一個低沈的聲音叫喊：“雪維兒”，那聲音傳遍了整條街道，原來是海明威 “我沖下樓去，撞上了迎面而來的海明威。他把我抱起來轉圈圈，一邊親吻我，而街道窗邊的人們都發出歡呼聲”。然後海明威問她還有什麽可以做，她就請他解決仍在劇院街屋頂放冷槍的納粹狙擊手。一生以好鬥的男子氣自豪的海明威二話 不說，招呼了幾個同行的大兵上樓，接著傳來的是劇院街最後一次槍響。海明威和他的人馬下來後又開著吉普車走掉了。海明威說，接下來要去解放麗池（Ritz）飯店的酒窖。這一天，史稱“海明威解放劇院街的那一天”。



　　就是這樣，巴黎光復了，莎士比亞書店的故事也結束了。心灰意冷的畢奇沒有再把店子辦下去，二十年後，她把這個神聖的名字交托給喬治?惠特曼，讓他延續一家巴黎英文書店的血脈。雖然後者也是群賢畢至，聲名大噪，但始終及不上第一代的光采。書店憑讀者留名，畢奇的莎士比亞以紀德爲第一批會員，以海明威的解放而告終，一般書店往來無白丁，它卻是往來盡名家，恐怕在整個二十世紀西方書業史上都找不到第二家了。



　　這到底是什麽原因呢？撇開店子辦得好，店主有魅力這些難以深究的理由不談，我想主要還是時代使然。回想二戰之前，巴黎仍是全球文化首都，英語世界有點志氣的文人作家都想去那兒混一陣。當他們到埠之後，這家罕有的英文書店自然成了會館。更可注意的是一座文化首都的包容與自信。讀《莎士比亞書店》，你會發現許多法國本土精英居然都是它的常客，他們不像最近妄言美國沒文學的那位諾貝爾獎評審那麽自大，以歐陸爲中心，相 反地，他們對愛爾蘭人和正在崛起發亮的美國文學充滿好奇心。



　　有時候那種好奇心甚至熱烈到了明明不懂英文也老要來逛的地步。例如詩人列昂?保羅?法格，他來書店不是看書，而是爲了碰那幫包括英語作家在內的好傢夥。其中一個住在樓上的好傢夥因爲工作不願開門，一擡頭竟發現法格從窗外盯著他瞧，原來他弄來了一道梯子，自己爬到人家視窗！



　　老世界的英語書店既然聚彙一群新世界的新銳，它自己的英傑也就自然跟著過來湊熱鬧了。這是獨一無二的歷史契機，大戰一過，歐洲盡成廢墟，美國趁勢而起，紐約漸漸取代巴黎，曼?雷等人也都到了大洋彼岸定居，莎士比亞的故事就很難繼續說下去。



　　一個老外開書局，我們當然會聯想起在上海賣日文書的內山書店。雪維兒?畢奇替喬伊斯出了《尤裏西斯》， 山完造也幫魯 迅出版了不少東西，喬伊斯把莎士比亞書店當辦公室，魯迅也用內山書店來會客。一部英文小說要在巴黎出版，是因爲當時的英語世界太封閉，魯迅的中文作品要在上海這個半殖民地面世，而且得靠一個日本友人協助，則是那年頭中國政治情勢的悲劇。保守的英語世界把自己的天才趕到了巴黎，比較新潮的日本卻用它的出版品引來一群求知若渴的中國知識份子。如果有人把這兩家幾乎同代的書店放在一起，爲它們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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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那種好奇心甚至熱烈到了明明不懂英文也老要來逛的地步。例如詩人列昂?保羅?法格，他來書店不是看書，而是爲了碰那幫包括英語作家在內的好傢夥。其中一個住在樓上的好傢夥因爲工作不願開門，一擡頭竟發現法格從窗外盯著他瞧，原來他弄來了一道梯子，自己爬到人家視窗！



　　老世界的英語書店既然聚彙一群新世界的新銳，它自己的英傑也就自然跟著過來湊熱鬧了。這是獨一無二的歷史契機，大戰一過，歐洲盡成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