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德錦的文學面面觀(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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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錦博士的身外物 

陳德錦博士在嶺南大學當授，研兩忙，難得還有工夫寫了兩本書，《疑問》是詩集，《身外物》是散文集，都由「匯智」出版社出版。詩集有一首詩，叫「落葉向秋天投了票」，我最喜歡，詩說：
「今天是選舉日，我醒來，跟隨落葉，向秋天投了票，因為秋天沒有冗長的政綱，雖然沉默，卻早已答應種籽，明年金黃的收穫。」
陳博士寫兒子，樸實有情，他在「後記」談詩，認為詩「有時是大可不寫的。俗套、公式、理論包裝或流派風尚，我是越來越不感興趣了。我希望有人把這幾卷詩當作平平無奇的散文來讀，那就最能貼近我的寫作動機。」願意「平平無奇」的學院作家不多，有一些，一天不「標奇」，不欺世，就會屙血。

陳博士在澳門長大，像我一樣，對小城舊貌有點記憶，散文集《身外物》有一篇「餘暉中的澳門街」寫得很好，「聖安多尼堂區的關前街，我認為它是澳門的心臟，是我童年時最愛留連的地方，那有小食店，有海味店，有樂器店，有古董傢俬舖。二十年前我寫過一篇文字，說那的陽光『黃濃濃如牛油一般傾在光滑的街心』……」他說的「關前街」，我兩年前回澳門，有一個月差不多天天到那去看傢俬店，去吃豆腐、牛雜粥、炸油條……那時候，「自由行」還沒有出現，街心還真有「黃濃濃如牛油」一般的陽光。
「文第士在二十年代一篇文章寫道：『我初到澳門，至今已三十年，澳門已大大改變。當時的澳門比較美，其特色比較耐人尋味。』我是一九七零年離開澳門的，只要把『初到』改為『離開』，就完全貼合我此刻的心情，一種世紀末的頹唐，多麼的衰颯，多麼的不堪回顧。」吾友陳德錦博士「不堪回顧」的心情，我最理解；他這篇「餘暉中的澳門街」，是幾年前寫的，今天已經不是「餘暉」，是深夜了；為了保留最後一點還算美好的記憶，陳博士，聽我說，把澳門也當成「身外物」，別再回來了。 

 
鍾偉民
電郵 :mcwriter@appledaily.com


陳德錦的文學面面觀(節錄)
 
「先從製作者方面說起。倘若說卡夫卡 (Franz Kafka) 的小說充滿夢魘、禁閉、恐懼，並以此推論卡夫卡當保險員的生活必定充滿壓抑，或他自幼受父親嚴厲的管教而常陷於焦慮，我們只能說，文學創作是精神病的副產物，最多也不過是精神病藥物而已。事實上，在《城堡》和《審判》中也看不見所謂廣闊的現實圖象。我們暫且假設：創作來自作家的生活——他的出身和經歷，他的一般性情，以及某種本能、願望等內在因素；創作也賦予文學以現實形象和內容，以及——因為它利用生活中的語言——具有影響讀者情感的功能。然而，作家的自身經驗迅即而必然地變成作品所要表達的經驗，他的自身經驗被「異化」為語言。即使是極端的浪漫主義作家也會察覺，當靈感之舟載他到文字之岸時，他回頭已看不見遙隔一方出發時那個本我。作品（文學語言）就成為自身經驗的一個代號，裏面即使有「我」在，也客觀化了，成為可被觀賞的對象。這個「我」不是原來的自己，而擁有一個獨立的藝術人格。

藝術人格不再相等於作家自己的人格，而是這人格的擴充、補償或某種變形。最極端的變形是人物變成了非人。卡夫卡著名的中篇小說〈變形記〉寫一個終日形形役役的小職員格利高某天變成了一條大蟲。卡夫卡就借格利高變形後的生活來反映人類生存的荒謬性。閱讀〈變形記〉，我們當然不會相信真有其事，但有趣的是，我們被吸引到故事之中，渴望知道變成了蟲的主人翁的結局，他受到怎樣的冷漠看待。我們同時發現，作家眼中世界的荒謬性被描繪得更為逼真、更具效果。

由此可見，作家不必執著於個人的喜、怒、愛、惡。他可以根據擴充、補償、變化了的人格深入到生活各個層面，帶來了觀點或角度上的超越，一方面是「超我」，另一方面是「超常」。作家在發揮主觀之外，往往能排除個人或群體偏狹的愛惡，客觀地體察世界，終至於超越世俗觀念、傳統偏見，在平凡中看見不平凡。作家雖在現實生活中取材，但不受制於現實，作家才能發揮他的創造天賦。〈變形記〉雖以較為「反常」的手法來反映現實，但事實上，所有「寫實」作品在表現上都有超越平常程度的傾向。

且以《紅樓夢》為例。曹雪芹生於中國十八世紀封建皇朝，曾被抄家，家景衰敗，遷居北京。假如是普通人遭此災禍，多會不堪此生。然而曹雪芹能看破人生的虛妄，超越個人的哀樂，作出了一般作家難以作出的反省，突破了世俗的價值觀。生活經歷無疑影響了曹雪芹的人生觀：富貴榮華、終歸成空；封建制度是束縛人性的枷鎖；女性是被壓迫者；等等。但曹雪芹對生活的把握，不單是概念的，也是具體的。《紅樓夢》運用到禮儀、醫卜、飲食、服裝、風俗等豐富的生活素材。作為中介的作家，他把生活轉化為文學，通過文字來反映他的主觀經驗。「生活」並不是如「鏡子」一樣被反映出來，而是經過選擇、變化、改造等藝術加工過程。曹雪芹沒有直接寫朝廷、社會，服裝、地點也不在北京，只虛構一個「大觀園」作為背景，人物塑造也匠心獨運，但這一切始終沒有脫離生活的邏輯。

這樣說，社會生活在作品中構成的世界，本來就不是「客觀」的。我們既不能捕捉世界的全盤真實，也不願在缺乏作家觀照的情況下表達出來，那麼，即便是現實主義作品，也不過是一個經過選擇、變形、加工的「現實的幻象」而已。作家假如描摹現實生活，這只能說，他傾向於以現實作為有效傳達意見的中介。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家向讀者灌輸的正是同情社會弱小群眾的人道精神。

然而文學並不就是政治宣言。一篇文學作品的宣傳效果難以與煽情的政治口號相提並論。文學的效果來自它的結構，這個結構正是由觀賞者通過「文學的」閱讀所能把握的。魯迅的作品源於生活，這是一般的定論。但他的〈藥〉就經過特殊的處理。如果小說單寫一幕行刑或肺病死者的陰冷場面，或搬出很多「改造國民性」的理論，作品就不能感人。魯迅把兩個場面結合起來，提升了現實，強化了主題，不必直接寫革命經過，而感人至深，思想性也深。我們不能否定：一篇優秀的作品並不單單是一齣好看的戲，它最終會影響我們對生活的態度，但有兩點必須注意：首先，這影響必定是從文學效果而來，其次，這影響不會帶來我們對認識事物的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