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楷會否背「信」？

李澤楷會否背「信」？2006-09-11
崔少明（香港）	轉寄 列印

8月8日，坊間流布多日的《信報》「賣盤」消息，終於做實，買家李澤楷正式露面。李澤楷一再強調編采不變，更聲稱買《信報》不為錢……香港文人辦報的歷史，終於隨《信報》易手而終。 　　在香港辦報無須執照，老闆不限國籍、地域，註冊個公司就可開張。因此，700萬人有17份本地出版的日報；此外還有6份中國內地、美國和英國報紙在這裡印刷發行。人均的報館數目是全球之最，而報紙也如同一般生意，隨著市場的變遷此起彼落。 　　香港回歸之初的1997年11月，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和香港中國新聞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港澳台及海外華文傳媒名錄》。但經過金融危機和非典疫症，9年後的今天，《華僑日報》《星島晚報》《新晚報》《快報》《天天日報》《港人日報》退出了市場，占報館數目1/3。其中有5份曾風光過一時，《新晚》《快報》《天天》在1970年代還很暢銷；《華僑》和《星晚》更是當年報界的老大。筆者是看《星晚》和《新晚》長大的，1980年代中期還給《天天》打過工。 　　至於現存的17份報紙，由於僧多粥少，虧本的多，換老闆也很平常。《成報》在上世紀60~80年代銷量高居第二，但近年一再轉手。只要你有幾個億，隨時歡迎來採購。 　　在港辦報，基本上文責自負。政府最怕被指打壓言論，除非社會壓力擺不平，否則絕少「動」媒體。色情暴力太「出位」時，會告你違反《淫褻不雅物品條例》。而如果你「砌人生豬肉」，無中生有，也偶爾會被受害人告誹謗。但後一類私人官司，原告很少打贏。因為一打就是好幾年，訴訟費以百萬元計，精神壓力大，誰也受不了。因此，受害人要麼忍氣吞聲，要麼在庭外私下了結。 　　政治上，報紙雖然可以暢所欲言，但報館多，彼此惡性競爭，部分抵消了對政府的壓力。加上政府掌握了信息，報館為了維持消息來源，也會留有餘地。上百年來，香港政府和報館之間一直維持著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報館因為政治而被整，記憶中只有1967年。受內地「文革」影響，有愛國報館一度被港英政府封閉，負責人被扣押。 　　正因為辦報不設限，報紙創刊、停刊、轉賣司空見慣。因此，過去這一年，《信報財經新聞》「賣盤」（待售）傳出後，新聞界、政界、學術界憂心忡忡，分屬例外。知識界擔心，這個精通琴棋書畫的「老處女」被登徒子買去糟蹋，甚至高價變賣，流落煙花巷。 　　雖然我在《信報》工作過，在該報的專欄已寫了多年，但話要實說。這份財經報在香港收費報紙裡所佔的份額相信不夠5%。每天的廣告「兩隻手數曬（完）」。原因是以今天的口味看，《信報》可以悶死人。每天只有六七張紙，不但只講財經，更偏愛評論、取材嚴肅、條少文長、版面單調。以同樣的價錢，暢銷報厚厚的一大疊，包羅萬有。

李澤楷會否背“信”？作者：崔少明字體： 【大 中 小】2010年9月13日 – 南風窗：
　　
　　股權對等，未來不明
　　
《信報》賣盤，讀者除了擔心失卻上述三大賣點，還另有掛念。知識界有些人覺得，回歸後，只有黎智英的《蘋果日報》和林山木的《信報》堅持初衷。但前者現已經以意識形態為依歸，《信報》堪稱唯一獨立的理性聲音。
讀者除了珍惜《信報》的價值，也因為買方的身份而擔憂。過去一年來，雖然據說有三四個買方有興趣，但認真在談的其實只有李澤楷。後者洋名Richard，是香港首富李嘉誠的次子，出道後主要經營媒體和電訊。社會上對他的成見來自二方面。一則李家的生意衣食住行無所不包，在港無人能望其項背，政府都要敬他三分。如果最有“信”譽的報紙也為其打邊鼓，連輿論都將被“壟斷”。
二則《信報》成交前夕，李澤楷出售名下“電訊盈科”（簡稱電盈或PCCW）的資產以套現。這是他出道以來第二次買賣企業。第一次是將當時的“衛星電視”(StarTV)賣給傳媒大王默多克，賺了幾億美元。這次賣電盈雖然虧了，但當初他高價買入電訊資產時，股民看好他買賣衛視“點石成金”的本領，爭購電盈股票。不料股價轉眼間跌到一個零頭，至今未復原。股民恨透，認定李澤楷只是低買高賣以牟利的“財技”專家，無意經營實業。
若此，買《信報》很可能又是待價而沽的遊戲。萬一落入不智之人手裡，《信報》信譽固然毀於一旦，香港終將失去一個獨立的聲音。
《信報》三位創辦人林山木、駱友梅夫婦、以及曹志明和買方李澤楷都深明公眾的憂慮，8月8日宣布成交後，一再強調編採不變。李澤楷更聲稱，買《信報》不為錢，而是為了新聞自由，不會把報紙當作“私器”以宣傳家族生意。
綜合雙方公佈的交易條件，買方李澤楷與賣方的三位創辦人初期各佔50%股權；買方有意逐步增持股權，但賣方說要視乎合作的成效再談；買方會派財務和市務專家加入董事會，但不會涉及編務；駱友梅繼續擔任《信報》及《信報月刊》社長，編採方針不變；林行止和曹仁超的招牌專欄繼續寫；原有員工的僱傭條件不變。
雙方拒絕透露交易額，只強調“銀碼”（款額）從來不是談判的焦點。傳聞中有2.4億元和2.8億元兩種說法。但李澤楷買報紙的錢並非來自上市公司，而《信報》也沒有上市，有關交易不涉及公眾的錢。 4000萬元的出入與公眾無關。
交易條款很富心思，關鍵在於落實。首先，雙方股權對等，意見不同時如何取決？這是表面上的情形。林家可信私下正“鴨子划水”，逐步向目標推進。 《信報》在賣盤公佈前改動評論版就引人注目。 《林行止專欄》原本在版面上方，以“通欄”方式“君臨天下”，現在移到左側，“偏安一隅”，不若右上角的大塊專欄來得搶眼，感覺上篇幅也有所縮減。 《林行止專欄》也更多講非中華圈的事、讀經濟學書籍所得，似欲淡出本地。
總之，買賣雙方的企業文化不同，磨合時“火花”必定不少。既要有良好的願望，又要作最壞的打算。
既已公告天下，李澤楷在可見的將來相信不會觸動現有的《信報》，包括員工和作者。但由於他的財力，李澤楷入股反過來也引起了憧憬。
在林山木夫婦主持下，《信報》經營上最成功的是成本低。因此在長期蕭條中，《信報》幾乎沒有廣告仍然撐得住。但經營上靠壓低成本、只守不攻，在經濟蓬勃時，不利於搶市場。香港現正好景，《信報》有了李澤楷的財源後，會否轉守為攻？
　　
　　文人辦報，時勢不再
　　
香港文化界對《信報》賣盤感到特別哀傷，因為在查良鏞出售《明報》後，這是最後一份文人辦的報紙。其餘的報紙不是隸屬傳媒集團，就是隸屬綜合性財團，業務多元，並非專心辦報。前一種老闆把新聞出版純粹當作生意，後一種老闆更可能藉用報紙來宣傳其他的生意，所謂發揮“協作”功能。
“文人辦報”受敬重，因為我們相信讀書人有風骨，不會為了銷量和廣告而廢言。但商人辦報，只要有利可圖，內容說什麼分屬次要。
　　這種憂慮有理。但傳媒集團化正如經貿全球化，後果令人憂慮，卻是社會發展的大勢。只能防範其副作用，不可能把歷史拉回頭。文人辦報難以適應全球化、網絡化、影音化的大勢，不能提供切合年輕人需要的資訊，也就會把下一代奉送給網絡和影音。
首先，文人辦報通常是國難的產物，和平時代缺乏這種土壤。 20世紀上半葉，國家內憂外患。報人為了救國，選擇以筆代槍，不惜“拋頭顱，灑熱血”。 1949年後，由於內地“文革”等動盪，香港直到1980年代仍有這類報紙。 《明報》就扮演過這種角色。但隨著內地經濟飛躍，這種辦報的動力已消失。
次之，文人辦報也是高壓的產物。政府若箝制言論，則刺激了文人爭取自由的決心。但香港誰都可以辦報，由市場決定成敗。這也就決定了，辦報在香港作為商業行為的成分遠多於政治行為，商人辦報遠多過文人。
因此，文人辦報在香港從來不是主流。直至1980年代初，市場份額較大的報紙，無論是嚴肅的《星島》《華僑》，還是大眾化的《東方》《成報》，沒有一份是文人辦的。
香港很少文人辦報，另一個原因是回歸前，香港被視為“借來的地方”。由於市場開放、言論自由、法治良好，各方人馬都“借”這裡來講話、比拼。但正因此，香港有政治理念的報紙大都帶點外來背景，很少是本地人獨立經營的。就以文人辦報的典範《大公報》來說，在內地創辦了36年後，1938年來港出報，主要是藉用這裡的自由凝聚海外華人、支援內地抗戰。
同樣地，香港的《文匯報》本來是上海報紙，1938年創刊時，主要是宣傳抗日。戰後由於反對國共打內戰，1947年被國民黨政府迫令停刊。這才南下，以《香港文匯報》的名義，利用這裡的自由繼續發炮。 1949年後，香港的《文匯》和《大公》受內地領導，嚴格來說不再是文人辦報。
1949年代以後，香港最有名的文人報紙，相信是查良鏞時期的《明報》。但《明報》某種程度上是時勢造英雄。 1959年創報時，主要是查良鏞以筆名金庸在《商報》上發表的武俠小說風靡全港，於是自立門戶。但金庸的獨家連載一紙風行，奠定了《明報》的基礎。接著碰上“文革”，查良鏞執筆的社論切中香港人的心態，《明報》才成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報紙。
查良鏞在六七十年代執筆的社論，有識之士必讀，而《明報》至今以文教見長。但創辦時並非為了讜言高論，相信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大的影響。
但不幸的是，查良鏞的子女無意繼承報業。找人接棒時，相人不慎，不但錢財蒙受損失，《明報》的信譽也至今未能複原。查良鏞“晚節不保”，堪為《信報》前車之鑑。
而此前香港的17份本地中英文報紙，只有《信報》和免費派發的《am730》是老闆獨資經營的“個體戶”，其餘15份股權雖然控制在家族手裡，但都隸屬傳媒集團、綜合財團或內地。集團化之下，獨立辦報更難。
隨著經濟發展、資本集中，報紙與財團的經濟規模日益懸殊。香港最值錢的報業集團東方、蘋果、南華早報也不超過20億，但年營業額過百億的財團多的是，內地國企更有上千億的。除了壹傳媒意識形態強、明報企業有文化使命，不會出售外，其他報紙只要財團有意，相信都“有得談”。但由於辦報通常虧本，加上有政治風險，​​財團除非覺得對其地位和形像有所值，才願意考慮。這種財團自然不多。
　　
　　香港報業的展望
　　
香港時政記者普遍相信，香港的媒體，特別是報紙，大都“溫馴轉型”。的確，現在的香港報紙不像前幾年，以將政府的軍為樂，甚至願意報導正面發展。但長遠來說，相對於政治，市場的挑戰，特別是讀者加速向網絡流失、青少年對傳統價值的顛覆，遠較嚴峻。
報紙讀者向網絡流失的問題早已存在，但博客風靡全球後，形勢才急轉直下。以往年輕人縱使不看報“紙”，也會拜訪其網頁。現在往往只上博客。彼此間議論，但可能大都沒有看過當天的傳統媒體，偶爾才有人引用報紙電視的一言半語。但有否錯引、以訛傳訛，誰也不在乎。博客成為新的言論王國，議題、論點和思維獨立於傳統媒體之外。這種趨勢若持續，網絡有一天會成為主要的資訊和輿論來源。
香港由於人口密集，報紙利用科技一向比較落後，加上成本的考慮，至今沒有在網上開展與讀者的實時討論。最近《蘋果》每天選刊博客網站的內容，但目的只是好玩、吸引讀者，並非反映博客具實質的議題。李澤楷熟悉電訊，或者可以使《信報》在這方面做點示範。
對報紙另一項重大的衝擊是青少年對傳統價值的顛覆。這在網絡普及前就已浮現。專長青少年問題的日本學者千石保1991年為此寫了《“認真”的崩潰》一書。從書名即可知，在富裕中成長的一代拒絕嚴肅地對待生活，但求即時的快樂，對事物不願思考，不求甚解。上述一書出版後這15年，“玩世不恭”已成為全球富裕社會的普遍現象。香港自不例外。內地進入小康後，相信也會跟進。
青少年進入社會後，雖然會變得比較“成熟”，但成長期拒絕認真的經驗會融入他們的處世方式。嚴肅地對待事物是新聞和言論的基礎。但如果媒體大聲疾呼，新一代覺得大驚小怪，認為人生沒有那麼大不了的事，也就是遠離傳統的媒體。
此將逼使新聞作業由選題、定調、用詞到是非判斷都作出相應的調整。近年流行用輕鬆甚至搞笑的形式講嚴肅話題，就是其中一種嘗試。
過去這20年，隨著電腦普及，技術突飛猛進，資訊渠道由紙張過渡到網絡、由文字過渡到影像。價值永恆，但表達常青，相信今後仍然如是。香港報業自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