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被一陣風改變的人生(來源：新京報)

 

倪匡：被一陣風改變的人生

時間:2008-07-09
14:18　　　來源：新京報

 一生創作小說三百余本，編劇六百部，自稱“自有人類以來，漢字寫得最多的人”

 直到現在，倪匡性情不改，交友之道依然是“聊得來的多聊，談不來的不聊。”　本報記者
陳遠 攝

 ◎關於倪匡

 倪匡，原籍浙江鎮海，1935年出生於上海，1957年到香港。武俠小說以《六指琴魔》爲代表，想象奇特；也曾在金庸出國期間代金庸寫《天龍八部》連載（這一部分後來金庸改寫時刪去了）。

 最多産、多樣化的作家

倪匡是最多産、多樣化的作家，他自稱“自有人類以來，漢字寫得最多的人”。倪匡也是最有職業道德的專業作家，他從不拖稿、欠稿。但稿費、版稅奇高，並有兩大原則：請先付錢；貨出不改。

 自1957年由內地來港後，寫了三十年，一個星期寫足七天，每天寫數萬字。江湖中人更戲稱他爲“袋裝書大帝”。出版界流傳一個笑話：即使倪匡寫的是無字天書，也會迅速售清。頂多下次購買倪匡作品時，看清楚是不是無字天書續集罷了！在香港，純以寫稿而致“富”的作家甚少，倪匡是其中之一。

 寫作動機

 倪匡的寫作動機，一、謀生；二、興趣；三、沒有別的本事（但後來又發現自己是個很稱職的演員）。寫作收入，稿費加版稅，一年超過二百萬港幣。

 華東人民革大 命運的契機

 我到華東人民革大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那一年（1951年）我16歲都不到，讀高中，有一次蹺課在馬路上亂逛，走過外百渡橋的時候，剛好有一陣風吹來，把牆上布告的一角吹了起來，遮住了另外一角，看不到布告的內容了。如果沒有風吹著，我根本不會看那個布告，誰管他什麽內容呢，可是風偏偏把布告吹了起來，我偏偏又有好奇心，就走上去把布告揭開來看。一看，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在招生，最後一天，招生處就在附近不遠的地方。反正也沒事，就走過去看看。結果就報了名。當時要求報名的人要年滿17歲，可是也沒有人管你，他們問我念到哪里，我說初中畢業，他們說好，那你來吧。就這樣，我被送到蘇州去受訓三個月，三個月之後就分配工作了。

 還沒有畢業，就去參加了抓反革命。當時我們是跟著公安部出去走走，看看門而已。我記得一個晚上在蘇州就抓了很多人。我們很迷惑：怎麽那麽多的反革命？後來瞭解到，鎮壓反革命的活動先是在上海展開，很多人從上海跑到了蘇州。這是1951年第一次鎮壓反革命的時候。後來槍斃反革命，我們跑去看，小孩子看到那種場面，回來吃不下飯。

 接下來就是土改鬥地主，鬥爭地主的時候，說我同情地主。怎麽回事呢？當時讓我寫一個布告，公示判處死刑，寫判處死刑理由的時候我問寫什麽，領導告訴我寫地主。我說地主不構成死刑理由。領導說：讓你寫你就寫，囉嗦什麽！後來我寫的第一個關於衛斯理的小說，就把這段經歷寫了進去。

 內蒙古歲月 不屈的靈魂

 在革大受訓完後，還有另外一段故事，才去了內蒙古。

 在內蒙古，因爲大雪阻路，煤運不進去，天寒地凍，很多人都凍死了。我拆了一個搖搖欲墜的木橋當柴火，我想河水已經凍到底了，要化凍至少也要到六月，那時我砍一些樹再搭好就是了。我以爲我在挽救同志生命，結果被冠上了“破壞交通”的罪名，“破壞交通”是現行反革命，很大的罪。我被關在一間周圍沒有人煙的小房子裏，門也是透風的，裏面只有一個炕，每天晚上，狼就圍著小房子，嗷嗷地叫，狼叫聲真是可怕。這小房子以前不知道做什麽的，我壘了爐竈。當然沒有煤，要自己收集乾草，不然零下三十度的嚴寒，要死掉的。他們每兩個星期給我送一次吃的，第一次給我送來一塊很大的“花崗石”，我問：“這是什麽？”送東西的人答：“豆腐。”好傢夥，豆腐要拿斧頭砍著吃。幸好那時候年輕。

 我是騎馬離開我所在的單位的，當時我的單位要組織一個法庭審判我，所以我要逃走。一個朋友給我偷了一匹馬，朋友告訴我：騎著馬一直往北走。我說，往北走不是蒙古遊牧部落嗎？朋友說：就是要去遊牧部落呀，他們一定會收留你的。到了那裏，你學蒙古話，過兩年，改個蒙古名字，你就變成蒙古人了，娶個蒙古姑娘更好。那時候你就可以大搖大擺地出來，不會再有人管你。我就騎著馬一直往北走，當時是五月中旬的樣子，擡起頭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北斗星，就像現在這個時候。從九點鍾走到十一點鍾，忽然天陰了，下了一場大雪，東南西北再也無法分辨，只好隨著馬亂走。大概走了幾十裏路，天快亮的時候，走到了一個小火車站，正好有一輛火車開來，我也不知道火車是朝南還是朝北，就上去了。沒有目的地，只想趕快離開就好了。

 上了火車，沒有地方可去。一想，大哥在鞍山，不如到鞍山好了。到了鞍山，在那裏報了一個臨時戶口，我在鞍鋼做了兩個月的小工。每個月的工資也不低，有四十多塊人民幣。那時候舊幣已經改成新幣，是第一套新人民幣。

 身邊有了一點錢，覺得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就想到上海看看再說。因爲父母在1950年就到了香港，所以在那時就已經想到了最終目的地是要到香港來。

 初到香港 文壇露崢嶸

 初到香港的時候，什麽活都幹過。我喜歡看書，那時我跟身邊的人說香港報紙上的那些小說我也會寫，他們都不相信。結果我花了一個下午，寫了一篇一萬字的小說，投稿到《工商日報》。我是七月份到的香港，九月份寫的那篇小說，十月份發表出來。文章登出來，通知我去拿稿費，我以爲只有十塊八塊的，結果給了我九十塊錢。報館的人跟我講：“你的文章有一萬字，但是我們刪改了一些，剩下九千字，一千字十塊錢，滿意不滿意？”我當然滿意極了，問他們這樣的文章還要不要，他們說需要，讓我繼續寫。我才覺得原來寫東西也可以作爲謀生的手段。寫一篇那樣的文章，太容易了！

 後來我就到處去投稿，從我第一次投稿到現在爲止，沒有被人家退過稿。

 寫到後來，有家報館的社長找到我，他說： “你不如來我們報館幫忙好了。”我說：“好啊。我反正沒有事情做。”那時候的報館很簡單，總共五六個人，一個社長，一個採訪部主任，旁邊就是字房。我問社長：“我做什麽？”他說：“什麽都幹，叫你幹什麽你就幹什麽好了。”比如說採訪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給他買；字房裏說副刊少三百字的影評，我馬上就要寫三百字的影評，儘管電影連看過都沒有看過；甚至社長出去應酬，要六百字的社論，我也要馬上寫六百字的社論。報館一個月給我一百一十塊錢，可以生活了。那時候字房的工人生活很苦，每個月要靠借高利貸生活。我看不過眼，當時我半個月發一次薪水，55塊錢。我就跟字房工人說：“你們真是要借的話，向我借好了，我不要你們的利息，甚至也可以不要你們還。”我離開香港十幾年，前年回來，走在大街上有人看見我了就擁抱，一報名字才記得是當時報館字房的工人。

 當時臺灣有個很出名的作家，叫司馬翎，在我任職的那家報館，連載武俠小說，寫著寫著，稿子不來了。我就跟社長說：“這種小說，老實講我寫出來比他好。”社長不相信，我就說：“先續下去再說，因爲他的稿子可能會來的。”續了兩個星期，不僅沒有人看出來，而且讀者的反應好得不得了。後來司馬翎來了，還大發脾氣：“誰敢續我的小說？”我說：“誰敢啊我敢。”司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來歲，他看了我續的內容，笑著跟我說：“續得很不錯。”我說：“豈止很不錯，簡直是寫得比你好！”司馬翎氣得要死。

 後來他不寫了，社長說乾脆你開一篇新的好了。我就開始寫，三塊錢一千字，一天兩千字。簡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麽容易的事，半個小時都不用！

 巔峰 與金庸過招，爲張徹編劇

 

金庸

 

黃霑

 

在香港，倪匡和金庸、黃霑、蔡瀾（圖）並稱香港四大才子。

 這篇小說發出來之後，一個月內有四家報館找到我，要我給他們寫武俠小說。金庸差不多就是在這一年的年底找到我，讓我給《明報》寫。他給我十塊錢一千字，每天寫兩千一百字。到了月底，我拿到六百三十塊錢的稿費，這是我第一次拿到一張五百塊面額的鈔票。我和老婆拿著那張大鈔笑了半天，商量著怎麽辦。我老婆要把它存起來，可是我卻想把它花掉。當時在香港，我和我老婆兩個人去飯店，五塊錢，可以要三個菜一個湯，白飯可以隨便吃；去看電影，一張票一塊半，我們兩個人只要三塊錢。

 有一次我在《明報》上與金庸論戰。那時候《明報》已經接近創刊兩周年了。有人開玩笑說：“你這樣和金庸對著幹，小心他不讓你寫稿呀。”我想那有什麽關係，反正有大把報紙讓我寫稿。在《明報》兩周年的時候，我去參加，查太太在宴會上大聲問：“倪匡來了沒有？他這樣罵我們，還敢來嗎？”我笑嘻嘻地說：“早就來了，就在你後面。”查太太大笑，這個鏡頭我記得太清楚了。那時我在《明報》上寫的是《南明潛龍傳》。

 和金庸的交往，我覺得是君子之交，我們之間永遠是他來找我，這麽多年來我從來沒有去找過他。因爲我覺得他是大人物，那麽忙，又有錢。他有學問，我也很喜歡和他在一起。他現在返老還童，我回香港之前，他打電話給我：“你搬回來住？太好了，你搬回來我就不去英國念書。”結果我真搬回來了，他還是去英國念了博士。我問他：“你怎麽又到英國去啦？”他說：“我有說過嗎？”

 你說“屢爲張徹編劇本，曾爲金庸續小說”那個對子？很好玩啊，是不是？張徹的劇本差不多都是我寫的。和張徹的交往太早了，那時他三十來歲，穿一個花襯衫，頭髮吹成卷的，個子又高，真是神氣！張徹是個非常出色的文人，書法、作曲什麽都能幹。那時候他在另外一個報紙上寫影評，我在《真報》客串寫影評。我寫影評你知道，有時候根據一張海報就開始寫了。張徹是真正懂電影的人，看到我寫的影評，看不過眼，就在報紙上寫文章罵我，說我沒有題材寫東西，沒有看過電影就亂寫。我就跟他論戰：“你這位先生真有趣，不是評電影，是評影評，不是影評家，是評影評家。”後來董千里看到了，說：“張徹我認識的，找他出來喝咖啡。”一見面，就很投機，成了很好的朋友。

 後來他做了導演，找我寫劇本，我說我不會寫劇本。他說：“你知不知道有一種形式叫電影文學劇本？”我說：“知道，我很喜歡看。”他說你照那樣寫。所以我給張徹寫的劇本都是文學劇本，你看我的劇本就像看一篇小說一樣，從頭到尾沒有電影術語，直到現在我也不會寫那種劇本。

 當時有個導演，以爲所有寫劇本的人都想做導演，在我寫劇本很出名之後了，找到我問我想不想做導演。那位導演下午五點鍾到我家，一直講到半夜一點。他撐不住了，說：“我餓了。”我說：“你還沒有吃晚飯？我陪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他又問我：“怎麽樣？有沒有興趣？我馬上給你安排？”我說：“沒興趣。”氣得他大罵：“你爲什麽沒興趣？”我說了一句話，讓他三個月沒有理我：“我自認上輩子沒有做過什麽壞事情，這輩子何至於淪落到要做導演？”因爲我知道那時候一定不能敷衍他說：“讓我考慮考慮。”否則的話他三天兩頭地來，豈不煩死了。所以一定要嚴詞拒絕他。

時間:2008-07-09
14:18　　　來源：新京報

 摯友 古龍的葬禮

 1967年，我去臺灣，第一次認識古龍。先是幫一份武俠雜誌向他約稿，一見如故。（和古龍見面一定要喝酒吧？）喝酒喝酒。（你和古龍酒量誰大？）古龍的大。古龍喝酒不是喝，是張開喉嚨往裏倒，直接倒進胃裏。很奇怪，他這樣喝應該辨不出酒的好壞。但是他能，有一次我試探他，把壞酒放到好酒的瓶子裏給他喝，他馬上就知道酒不好：“這樣的酒我不喝，我要喝好的。”我說：“你喝酒都不經過喉嚨的，怎麽分辨酒的好壞？”他說：“用嘴巴也可以感覺到。”

 1967年見面之後，很長時間我們沒有見面。直到1980年之後我才經常到臺灣去，見面才多一些。他經常罵我重色輕友，因爲我不是很肯爲朋友到臺灣去，反倒是爲女人去多一點。他因爲逃避兵役，不能出國，也不能離開臺灣。

 古龍去世之後，一幫狐朋狗友也不管他，只有我和另外一個朋友合辦古龍的葬禮，說好一人一半。結果我到了臺灣，那個朋友不見了，我一個人哪有那麽多錢？這時候邵氏公司的經理邵太太說：“只要你們不胡鬧，古龍葬禮所有的費用邵氏來出。”這簡直是及時雨，我說：“你真是偉大，否則的話我頭都大了，不知道怎麽辦才好。”邵太太又叮囑：“你們不要胡鬧。”我說：“我明白。”否則的話48瓶XO我哪里買得起。所以很多人說邵太太不好，我從來不說。

 葬禮舉行的時候，把酒放在古龍身邊，有人說：“酒這樣放的話，你們又這麽招搖，報紙上登出來之後，古龍死了也不得安寧，肯定有人要偷酒的。”我說：“那怎麽辦？”那人說每瓶喝一半再放下，這樣就不會有人偷了。

 守在棺材旁邊的人開始打開酒來喝。喝著喝著，前面禮堂的人們聽到後面有酒喝，也跑過來，大概48瓶酒都打開了。喝了一半就放下，喝了一半就放下。我喝著喝著，悲從中來，對著躺在棺材裏的古龍說： “古龍，你也來喝一點。”酒還沒有倒進古龍嘴裏，他嘴裏噴出兩公分的血柱。當時在場的有很多朋友，有三毛，他們見了，趕忙拿紙去堵住古龍的嘴巴。我那時候已經喝得差不多了：“小古龍，豈有此理，原來你沒有死，你裝死來嚇我們。”我就要上前去把古龍扶起來。兩條大漢走上來扭住了我的胳膊，扭得好疼。我罵他們：“你們幹什麽？”他們說：“這種情況下你不能碰的，屍體碰到陽氣會屍變的。”然後他們就急急忙忙加上了棺蓋。

 三毛拿了一大捧帶有古龍的血的紙，問我： “怎麽辦？”我說：“我要我要。”結果帶回香港，我老婆嚇得要死，給扔掉了。前兩年古龍的兒子打官司要做親子鑒定，給我打電話，說：“匡叔，聽說你收藏著我爸爸的血迹。”我哪里還找得到？

 歸隱 我是個極個人化的人

 風流事？那當然相當多，年輕的時候我在這方面很出名的。因爲這個，曾經和太太鬧得非常不愉快。我移民到美國主要是因爲這個原因。那一段時間，我們非常不愉快，我跟她說：“我知道大概是因爲我在外面花天酒地。”她說：“是啊。我們剛結婚的時候，窮得要死，但是兩個人在一起，多愉快！”我說：“你要兩個人生活的話那太容易了，我們移民到美國去，到那裏沒有人認識你，誰來理你？”她說：“你肯去嗎？”我說：“那有什麽不可以？”

 我們就移民去了美國。對外宣稱是爲了躲避酒氣，其實我哪里怕什麽酒氣！

 到了美國，我種花養魚，自得其樂。十四年沒有回過一次香港。黃霑知道我去美國的原因是什麽，他說：“真是好笑，倪匡到了美國，不知道有多自在，倒是倪太，悶得要死。”你知道她十四年回來多少次？四五十次！

 回到香港其實也是爲了她，可是她不肯承認。在我七十歲之後，她突然打定了主意，不肯一個人回香港來了，說我一個人不能在美國生活，要陪著我。你知道，女人最有主意，隨便你怎麽說都改不過來。她十個月沒有回來，結果悶得整個人像脫相了一樣。我說：“你一個人回去好了。”但是她不放心我一個人。我沒有辦法：“你一個人不肯回去，我陪你回去好了。”她問我：“你肯回去？”

 “那有什麽不肯？我當然可以回去。”

 就這樣我們又回到了香港，就在三年前，2005年。回來的時候，我以爲一個老頭子回來，已經沒有什麽新聞價值，沒想到一出機場就讓記者包圍了，閃光燈亂閃。第二天，各大報紙的頭條都是：七十歲倪匡回來了！標題處理得那麽大。

 回來之後，有些記者一直跟著我，就是通常人們說的那些狗仔。我到哪里跟到哪里。我問他們：“是不是你們一定要跟？”他們以爲我要罵他們：“對不起，匡叔，我們也是有任務的。”我說：“太好了，你們誰的車子漂亮，我坐你們的車子。”我從來不怕記者拍照，我不明白電影界的那些人爲什麽那麽怕被記者拍照，要是怕拍照的話，怎麽會躲不開嘛。

 他們不但跟我，還跟我太太，但是他們不敢問我太太，覺得我隨和，就都來問我。比如說看到我太太去藥房，就跑來問我：“你太太去藥房啦？”我說：“是啊。”

 “去買什麽？”

 “避孕藥！”哈哈哈哈。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你越躲躲閃閃，他們才會越跟著你。

 我從美國回來兩年多了，不斷有人請吃飯。朋友對我真是好得不得了，每個月三十天，至少有二十天是赴約和新老朋友吃飯。

 我這個人，是很個人化的一個人，對於我來說，最適宜的工作就是寫作，完全是個人的，不必聽任何人的意見。我在香港不聞不問，一混就是幾十年，寫作是我惟一的謀生方式，稿費越來越高。提高稿費的辦法也很簡單，最多的時候同時要寫十二個武俠小說，在牆上拉一個繩子，拿小夾子把每個要寫的小說夾在繩子上。今天該寫這個了，就把這個摘下來，一口氣寫上 12天的，明天該寫那個，就把那個摘下來寫上12天的。每次寫大概不到兩萬字的樣子。我那麽多武俠小說，自己從來不收，很多人來找我談出版我的書，我說那要你們自己去找。

 記者手記

 在香港，見到倪匡，是最讓我高興的事情。從中學時代，就四處搜羅倪匡的書，徹夜地讀。當時有個朋友，和我一樣，是倪匡迷，搜羅的倪匡的書奇多，卻捨不得借給我，我就天天跟在他後面，讓他給我講。那時候，不但看了很多倪匡的書，還搜集了很多關於倪匡的傳奇。其中包括江湖上傳聞甚廣的倪匡千里走單騎到香港的故事，後來，我成了這個傳奇的傳播者，跟無數人講過。

 見到倪匡，第一句話就是：江湖上關於你的傳聞甚廣。他哈哈大笑：都是胡扯。沒有一件是真的！倪匡的笑，乾脆利落，總是哈哈哈哈連笑四聲，像是武俠小說中的人物。

 “包括你連夜騎馬到香港？”

 “當然，騎馬到香港，那馬豈不是要累死？哈哈哈哈！”“這是我聽到的關於我的傳聞最離譜的，哈哈哈哈！”

 然後，聽他講故事，比他的小說絲毫也不遜色，我聽得入神，都忘記了發問。

 之前聯繫他，他推辭，理由和他當初見蔡瀾的理由一樣：“我這個人脾氣很古怪，談不攏不歡而散的時候多。”我說：“我已經和蔡瀾約好了後天見面的。”

 “那你就來。”乾脆利落。比約定的時間早到了半個小時，在樓下轉了幾圈，想早一點見到他，就去敲門，開門的是倪太，倪匡還在睡覺。

 “打擾你休息了？”

 “是啊，你爲什麽不在樓下等半個小時再上來？”我忐忑不安，心想壞菜了，“哈哈哈哈，沒關係，早來就早來，你都沒想到送一本你的書給我？”倪匡是化解尷尬的高手。

 這次輪到我大吃一驚：“你知道我寫書？”

 “是啊，同名的人很多，我想大概沒有這麽巧合。”

 越聊越投機，倪匡坦蕩蕩，連年輕時的風流事一併講給我聽。那時候我才發現，自從我一進門，倪太就出門去了。“她不喜歡我對人什麽都講，所以乾脆出去，你看，你又讓我們倆幾個小時不能在一起。哈哈哈哈。”這次我也跟著他笑。

 他寫了三百多本小說，六百多部劇本，對自己的文字自信滿滿：“我寫的書本本都好看！”卻又不在意，家中都沒怎麽保留自己的書。現在的倪匡，退出江湖，自得其樂，香港人說起他，已經是“亦舒的哥哥，倪震的爸爸，周慧敏的公公”。而過去，他是倪匡，亦舒是“倪匡的妹妹”，倪震是“倪匡的兒子”。但是他一點都不以爲意。

 從香港回來，給倪匡寄書、寫信，給他講我中學時代搜羅他書看的事情，我說：“你說，見到你，我有多開心？”

 他會怎麽回信給我？我猜，他大概不會回信，他會打電話來：“幹嗎寫信？多麽口囉嗦，直接打電話不好？”（本報記者：陳遠）